岐阳三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
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凶猛的敌骑营寨相连，天上的禽鸟也难偷飞；呼号的北风席卷大地，迷茫的天空大雪霏霏。
号称形胜的三秦啊，山河的险要古今未改；千里传来的噩讯啊，怎知道究竟是真是非！
庞大的鲸鲵是那么凶暴——似海的人群尽被吞食；毒蛇和恶狗是那么猖獗——分明像铁山把孤城紧围。
就像是走到穷途的阮籍啊，我面对国难苦无良策——徒然怅望着失陷的岐阳，纷飞的悲泪溅满了裳衣！
号称“百二关河”的三秦啊，如今已不见杂草纵横；十年的战火燃烧在这里，烽烟遮暗了旧时的秦京。
西望着岐阳啊，全没有半点同胞的音信；东流的陇水啊，只听到一片惨痛的哭声！
荒野里，缠绵的蔓草情深意厚，在悄悄萦绕着战士的尸骨；蓝天下，惨淡的残阳究竟为啥，却偏偏照射着死寂的空城？
我能够从什么地方啊，向苍天细细地责问——为何让凶残的蚩尤啊，制造这杀人的刀兵？
遥想当年，九虎猛将们目光炯炯，凛然守卫在巍巍秦关——孱懦的齐楚何曾在眼，直看它好似肥肉在砧！
《禹贡》记述的土田啊，要推那“陆海”最是肥沃；汉朝当年的边界啊，蜿蜒着伸过遥远的天山。
慨叹今日，猎猎的北风呼啸不已，悲壮的胡笳随风远传；潇潇的渭水呜咽难抚，河边的战士尸骨正寒。
空自有华山的三十六峰啊，仍然像长剑屹立——只可惜倚天的雄奇仙掌啊，只落得徒自空闲！
注释
其一
公元1231年（正大八年）正月，蒙古军围岐阳（今陕西凤翔），四月城破。
从这三首诗起，以下大部分是丧乱诗。这些诗，感情真挚，言辞凄切，“悲愤从血性中流出”，因而引起了历代诗人强烈的共鸣。清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里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就是指的这一类诗。
三秦：项羽灭秦，分关内地为三，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董翳为翟王、司马欣为塞王，号三秦。
偃蹇（yǎn jiǎn）：傲慢，高盛。
鲸鲵（ní）：大鱼。此处比喻蒙古军之暴。
百二关河：秦地险固，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史记·高祖本纪·苏林注》）。
苍苍：天。
“眈眈”句：公元1218年（金宣宗兴定二年），置秦关等处九个守御史。
“懦楚”句：以虚弱的齐国楚国比喻金王朝的衰败。
禹贡：《尚书》中的一篇，记叙了我国上古的疆域。
陆海：指地势高平、物产丰饶的地区，古代以陕西为“天下陆海之地”（《汉书·东方朔传》）。
徼（jiǎo）：边境，边界。此两句说，关中地势如此雄壮，汉凭它扩大疆土，直至天山，而金竟不能守。
猎猎：风声。
“三十六峰”句：嵩山三十六峰，可以做防堵敌人的屏障。
仙掌：华山有仙掌峰。这两句是说，大好的天然屏障，不予利用，太可惜了。
参考资料：
1、 林从龙．元好问和他的诗．郑州市：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32-34 2、 郑力民译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元好问诗选译 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1.05：第118-121页赏析
第一首
“突骑连营鸟不飞，北风浩浩发阴机”。诗作一开始就渲染出一种阴冷、低沉、压抑的氛围：北风劲吹，强敌压境。诗人似乎看到了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也似乎更深一层看出了社稷倾危，江山难保。突骑：突人对方阵地的精锐骑兵。
“三秦形胜无古今，千里传闻果是非”。紧承上两句，诗人的这种担忧还是真的表现出来了。在一声反问中引出了自己内心的沉郁隐痛，悲愤、沉痛、失望的心情溢于言表。
“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这两句是作者在得知岐阳陷落之后的设想。句中几处地方用了比喻、夸张的手法，表现出入侵者的凶狠、残暴、野蛮，同时也流露出元好问同情老百姓，心忧国难的思想感情。
“穷途老阮无奇策，空望岐阳泪满衣”。这两句直抒胸臆，悲慨沉痛，语短情长，感人肺腑。
第二首
“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元好问身在南阳，却心系失陷的岐阳，写岐阳失陷，又回顾了十年战乱带来的惨状，可谓思绪悠长。“暗”字巧妙渲染出战地暗无天日的场面。
“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诗句从“望”字生发开去，望中已知音讯断绝，望中如闻陇水呜咽，望中悬想沦陷中的岐阳，从而为下面对岐阳空城的描述作了铺垫。
“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这两句情感极其低沉悲痛。江淹《恨赋》：“试望平原，蔓草萦骨。”元好问在本诗中加入“有情”二字，使自在生长的野蔓草也变得灵动起来，而且还注入了感情的力度，可谓力透纸背。接下来，面对夕阳残照的空城，作者呼天抢地，责问蒙古军屠城罪行。人们读后，不禁一陲魂颤。
“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如果说上一句的质问还比较笼统，这一句的质问就落到实处了。诗人责问上苍，痛恨蚩尤，表现出对黎民百姓的深切同情和对惨无人道战争的极端憎恨。
第三首
“眈眈九虎护秦关，懦楚孱齐机上看”。面对积弱不振的现状，诗人痛苦地反思过去，回顾历史，希望从中找出重振国家的良方妙策。
“禹贡土田推陆海，汉家封徼尽天山”。这两句和前两句都是描述金朝全盛时的景况。诗人有好几处运用典故，意在说明往日的繁盛与强大。
“北风猎猎悲笳发，渭水潇潇战骨寒”。猎猎是风吹的声音，潇潇是水流的声音，诗人连用两个象声词，极其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岐阳城的荒凉与冷清，与往日的繁盛热闹人声鼎沸的景象形成强烈对比。
“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全诗在悲怆的抒写中，陡然引入了对险峻华山的描绘，颇能让人产生几分突兀之感，其实这样写不仅是慨叹由于人为的防备不足，使险要的山川、天然的屏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且也隐含着元好问愤愤不平的书生意气。宋玉《大言赋》有“长剑耿耿倚天外”之句，元好问在本诗中以倚天长剑比喻险峻的华山。意在提醒金朝统治者要加强防务，可谓在沉痛中见警策。
参考资料：
1、 (金)元好问著．元好问集：三晋出版社，2008.08：第75-78页创作背景
《岐阳》写于金代末年。当时金国面临的强敌是蒙古汗国。成吉思汗于公元1219年七月成吉思汗在距离凤翔不远的今甘肃清水县病死。继承汗位的窝阔台于1231年围攻岐阳，四月城破，作者时任南阳县令，闻变写《岐阳》三首。《岐阳》即写于公元1321年二月前后。作者简介
元好问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轶事典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