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沟行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白沟河是宋辽交界的边塞之地，年年都有送迎辽国使臣的事情。
辽国人常常借口打猎亲侵扰边界，边界上的驻军却不知道点燃烽火发出警报。
边塞护卫着广阔的农业生产地区，幽燕两州韵蚕桑生产又占宿极重要的地位。
可是边界上的守将对此毫无所知，他们把自己的工作当儿戏，如果想找像李牧、廉颇那样的良将，那就更是找不到了。
注释
白沟：宋辽之间的界河。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市北面），东至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南面），河、泊相连，弯弯曲曲达900里。
蕃：指辽国。塞，边塞。
送迎蕃使：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起，北宋每年要向辽交纳大量银绢以为“岁币”，两国岁岁通使往来。故诗中云“年年事”。
蕃马：指辽国军人。射狐兔：狩猎野兽，实际是指辽军越境骚扰。
不道：不说，不认为有必要。烽燧：烽火，边境上报警的信号。《汉书·贾谊传》：“斥候望烽燧不得息。”文颖曰：“边方备胡寇，作高土橹，橹上作桔皋，桔皋头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举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这两句说明宋军对辽国的防御十分麻痹松懈。
鉏（chú）：同锄。耰（yōu）：古代用来平整土地和覆盖种子的农具。接塞垣：延伸到了边界地区。
幽燕：指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北部一带地区。桑叶：代指农桑，即庄稼，暗川原：山川原野一片翠绿。这两句叙述经过辽国占领区所见的情景。幽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这片沃土现在却成了辽国的粮仓。
棘门：原为秦京宫门，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公元158年，匈奴大举进犯，汉文帝派遣徐厉驻守棘门、灞上：在今陕西西安市东面，是军事要地，文帝令刘礼领兵驻守。同时，文帝又派周业大驻兵细柳。细柳在今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文帝在巡视了三个驻地以后，认为细柳营军纪严明，是不可侵犯的部队，说“灞上、棘门军，若儿戏尔，其将（即徐厉、刘礼）固可袭血虏也。”（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周亚夫是周勃的儿子）。
李牧、廉颇：都是战国时期赵国（都城在今河北邯郸市）名将，都曾打败过北方的强敌。这两句是批评当时北宋派去防辽的边将庸碌无能，松松垮垮，名为防敌，实同“儿戏”，只是徐厉、刘礼之辈，更无法同李牧、廉颇相提并论。
参考资料：
1、 蒋学浚．历代爱国诗词鉴赏．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1：99~101 2、 朱仲玉．历代江西诗人作品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05月第1版：第99页赏析
作者了解到当时边境两边辽国人常来汉地侵扰而北宋军队却轻敌麻痹的情况；目睹了宋边疆一望万里，都是无险可守的农田，而辽国地区桑林密密遮蔽着河川原野的现状。这一强烈的反差给作者以很大震撼，诗中以南北边境地区的情况作对比，届时除了宋朝边防松懈、无险可守，而辽国则深不可测、暗伏杀机的严峻现实。
前四句写宋朝实行妥协、退让、苟安政策，划白沟为界，使白沟河河北尽成辽地，并且年年在这里迎送辽使；但辽方仍不断骚扰边境，而宋却放松戒备，不知报警。后四句发抒感慨，诗人先歌颂祖国包括幽燕之地在内的万里山河，接着借用史实，指责宋朝边将视边防如同儿戏，实际上也是批评轻视边防不用良将的宋朝统治者。最后两句“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总结全诗，揭示了山河残破、边塞失防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深刻有力，不仅在当时有现实意义，对后世也有一定的警戒作用。
这首诗在写作上也很有特色。写实和议论，写实简明，议论独到；古今将领比较，形象鲜明，含意深远；结构上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十分严谨；用韵上以四句转韵，平仄韵相递，既转得自然，又使层次更加清晰。这些都值得读者留意。
参考资料：
1、 高克勤．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90 2、 卢冀宁，汪维懋著．历代边塞诗词选析．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7.11.创作背景
宋嘉祐四年（1059，一说是公元1060年），王安石奉命出使辽国，来回经过白沟，有感而写了这首古体诗。
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