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将军的玉帐牙旗正处有利地位，国家危难的时刻应与皇帝分忧。
虽然已像窦融从关右奏上战表，还应效法陶侃率大军进驻石头。
哪能有蛟龙为失水而愁的道理，偏没有鹰隼在高爽的秋空遨游。
京城里日夜号哭不分人世阴间，宫内何时能抹干眼泪恢复自由。
注释
玉帐牙旗：指出征时主帅的营帐大旗。得上游：居于有利的军事地理形势。
安危：偏义复词，这里偏用“危”义。须：应当。主君：指皇上。
窦融：东汉初人，任梁州牧。此处指代刘从谏上疏声讨宦官。
陶侃：东晋时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陶侃被推为讨伐苏峻的盟主，后杀了苏峻。石头：石头城，即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
蛟龙：比喻掌握天下大权的天子。愁：一作“曾”，一作“长”。
鹰隼：比喻猛将名臣。与：通“举”。
幽显：指阴间的鬼神和阳间的人。
早晚：即“多早晚”，什么时候，系不定之词。星关：天门，指宫廷，即皇帝住处。雪涕：指落泪。
参考资料：
1、 彭定求 等 ．全唐诗（下）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369 ． 2、 陈永正 ．李商隐诗选译 ．成都 ：巴蜀书社 ，1991 ：17-19 ． 3、 于海娣 等 ．唐诗鉴赏大全集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390 ．赏析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四〇。作者在写此诗不久前已就甘露之变写过《有感二首》，所以此篇题为“重有感”。这种标题，类似无题。
首句“玉帐牙旗”，是说刘从谏握有重兵，为一方雄藩。昭义镇辖泽、潞等州，靠近京城长安，军事上据有极便利的形势，所以说“得上游”。这句重笔渲染，显示刘的实力雄厚，条件优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乱的条件，以逼出下句，点明正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作为一方雄藩理应与君主共忧患。句中“须”字极见用意，强调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改用“誓”字，就变成纯粹赞赏了。“须”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岂有”“更无”等才字字有根。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东汉初凉州牧窦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讨西北军阀隗嚣，便整顿兵马，上疏请示出师伐嚣日期。这里用来指刘从谏上表声讨宦官。东晋陶侃任荆州刺史时，苏峻叛乱，京城建康危险。侃被讨苏诸军推为盟主，领兵直抵石头城下，斩苏峻。这里用来表达对刘从谏进军平乱的期望。一联中迭用两件性质相类的事，同指一人，本来极易流于堆垛重沓，但由于作者在运用时各有意义上的侧重（分别切上表与进军），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与对句中用“已”“宜”两个虚字衔连相应，这就不仅切合刘从谏虽上表声言“清君侧”，却并未付诸行动的情况，而且将作者对刘既有所赞叹、又有所不满，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复杂感情准确而细密地表现出来。不说“将次”，而说“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对刘的“誓以死清君侧”的声言并不抱过于乐观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励、有敦促，也隐含着轻微的批评和谴责。
颈联中用了两个比喻。“蛟龙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于宦官，失去权力和自由。“鹰隼与高秋”，比喻忠于朝廷的猛将奋起反击宦官。（《左传·文公十八年》：“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隼之逐鸟雀也。”鹰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应出现的，然而却是已成的事实，所以用“岂有”表达强烈的义愤，和对这种局面的不能容忍；后者，是在“蛟龙失水”的情况下理应出现却竟未出现的局面，所以用“更无（根本没有）”表达深切的忧恨和强烈的失望。与上面的“须共”“宜次”联系起来，还不难体味出其中隐含着对徒有空言而无实际行动、能为“鹰隼”而竟未为“鹰隼”者的不满与失望。
末联紧承第六句。正因为“更无鹰隼与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昼夜人号鬼哭，一片悲惨恐怖气氛。“早晚星关雪涕收？”两句所表达的是对国家命运忧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题目，创自杜甫。李商隐这首诗，不但承继了杜甫关注国家命运的精神和以律体反映时事、抒写政治感慨的优良传统，而且在风格的沉郁顿挫、用事的严密精切乃至虚字的锤炼照应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诗的风格，酷似杜甫的《诸将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这两句诗的启发。但比起他后期学杜的律诗（如《筹笔驿》《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这类作品就不免显得精严厚重有余而纵横变化不够。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1197-1198 ．创作背景
此诗作于开成元年（836年）。此年二、三月，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两次上表，表示要“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一时宦官气焰稍有收敛。作者有感于此事以及朝廷依然存在的严重弊端，写了这首诗。作者简介
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人品辩诬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李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他协助母亲千里迢迢带着父亲的灵柩归里。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费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然科场不公，五考方得一第;官场污浊，十年不离青袍。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李商隐就生活在这样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中，本人又遭逢种种不幸。但他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绝非是势利轻浮不讲信义的轻薄小人。只要认真考察几件事，便可以真正理解李商隐的政治品质和生活品质，而正是这两个方面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
先说政治品质。此方面之关节点则在于所谓的“去牛就李”的问题。李商隐受知于令狐楚，令狐父子对李商隐有恩，这是毫无疑问的。令狐楚终生都非常器重爱护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临死时还将写《遗表》的任务交给他，可谓知遇至深。然终商隐之世，观其所有诗文，对令狐楚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绝无半字微词。无论是从史传所载还是从商隐诗文内证来看，商隐平生未作一件有负令狐家之事，何背恩之有？就婚王氏，纯属个人婚姻选择问题，王茂元当时亦非朝廷要员，其实也没有明显的党派倾向，又何能谈得上“去牛就李”？
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牛党中的萧浣，杨嗣复被贬时，他曾前往贬所探望。会昌年间令狐綯失势时，李商隐与他的交往反而密切一些。李德裕被贬之时，李商隐毫无顾忌地为其《会昌一品集》作序，对其政绩人品给予崇高的评价，为一个被当政者严密监视下的下台宰相大唱赞歌，这需要不凡的胆识和气魄。仅此一点，便可看出商隐具有坚持正义，守正不阿，同情弱者，不依附权贵的宝贵品格。晚唐社会，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再说生活品质。李商隐在就婚王氏之前确实有过恋爱经历。他与柳枝、宋华阳都相恋过，而且恋得非常痴情。但当他与王氏结婚之后，对爱情却颇为专一执着，未有窃玉偷香之事。他与妻子的感情很深笃。王氏死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府主同情他鳏居清苦，要把才貌双佳的年轻乐伎张懿仙赐配给他。当时商隐正值中年，丧妻逾岁，续弦亦在情理之中，但商隐因思念亡妻而婉言谢绝，独居至死。妻亡之后尚能如此钟情自守，妻在之时更无可能轻佻放浪。商隐非轻薄之徒。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