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利城山居
五岳盘神基，四渎涌荡津。动求目方智，默守标静仁。
苟不宴出处，托好有常因。
寻元存终古，洞往想逸民。
玉洁箕岩下，金声濑沂滨。
卷华藏纷雾，振褐拂埃尘。
迹从尺蠖曲，道与腾龙伸。
峻无单豹伐，分非首阳真。
长啸归林岭，潇洒任陶钧。
注释
①五岳：泰、衡、华、恒、嵩为上古时天子封禅祭祀的五座大山，并称为东、南、西、北、中五岳。神基：神仙居止处，多指大山。《隋书·薛道衡传》有句“帝系灵长，神基崇峻。”四渎：淮、江、河、济为上古时天子封禅祭祀的四条大川，并称东、南、西、北四渎。渎，大河也。荡津：平坦的水洼。②动求句：行动时以正直的智谋和思虑为目的。默守句：静守时以仁慈相爱为处世的标准。
③苟不句：谓倘若不能适应仕途进退的变化。托好句：谓仍有永久的办法来寄托自己的爱好和志向。
④寻元：元通源，追寻根源。终古：久远的往昔、上古时代。洞往：回顾往昔。洞意为洞悉、透彻。逸民：亦作佚民，即隐居避世者。
⑤玉洁：形容隐士的情怀像玉石一般洁白无瑕。箕岩：箕山的岩壑。箕山在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亦名许由山，唐尧时高士许由隐居于箕山之下、颖水之阳。金声：形容前贤的名声像黄金一般光辉明亮。濑：指沙石上流过的急水。沂：崖岸。《汉书·张良传》有“良受书于邳沂。”
⑥卷华句：美丽的花朵掩藏在浓密的雾里。褐：兽毛或粗麻制成的短衣，本系穷人所服，此指隐居避世者粗朴的衣物。
⑦迹：行为、行止、行迹。尺蠖：一种昆虫的幼虫，俗称造桥虫，虫体细长，行动时能屈伸变形。道：一般指人生观、世界观、政治主张或思想体系。腾龙：在空中飞腾的龙。
⑧峻：高大。单豹：古之高士。《庄子》云“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伐：功劳。分：名分、才赋。首阳：山名，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南，相传为上古时著名高士伯夷、叔齐两兄弟隐居采薇之处，此处亦以首阳山名代指夷、齐二人。真：真诚、真实。
⑨林岭：树林与山岭，泛指隐居之处。潇洒：洒脱、毫无拘束的样子。陶钧：原为制作陶器时所用的转轮，此处引申为创 纠错
简析
利城系东汉时所设之郡，郡治即名利城，在江苏省赣榆县西南，三国时废。支遁出家后，最初便在利城境内山区隐居。这首诗先从利城山区地理形势写起，接着阐述了隐士们之所以要隐居的原因，然后详细记叙了作者自己的隐遁生涯，表示了坚定地抛弃世俗杂念，归依自然的决心。支遁虽为东晋时一流高僧，为般若学即色宗著名代表人物，但身处玄学盛行之魏晋时代，无法超脱时代的影响，故其诗写得玄虚古奥，甚至有些晦涩，当然也离尘拔俗，不带一点人间的烟火味。建、造就及造物之功。作者简介
支遁
支遁（314-366），字道林，世称支公，也称林公，别称支硎，本姓关。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人，或说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东晋高僧、佛学家、文学家。他初隐余杭山，25岁出家，曾居支硎山，后于剡县（今浙江省嵊县）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晋哀帝时应诏进京，居东安寺讲道，三年后回剡而卒。他精通佛理，有诗文传世。据文献记载，《神骏图》画的是支遁爱马的故事。
禅学思想的意义
支遁作为魏晋时期中国佛教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由于多种原因，学术界对支遁佛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即色论”、“逍遥论”和西方净土思想等方面，对其禅学思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也影响到对支遁佛学思想及其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地位作出全面的评价。中国佛教是在印度佛教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本土传统文化的相关因素而形成的。魏晋时期可以称作中国佛教的建设期，三藏经典的译入、义理的阐释、修行方法的发扬等在本时期均已初具规模，僧俗两众自觉或不自觉多以中国思想来理解和推广佛教，如支谦以“大明度无极经”名《般若经》，时人以“格义”的方法解经等等，这对于佛教的传播者和受众两方面都是必需的和有益的。而经过这样的过程，佛教在中国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了与印度佛教有所不同的中国化佛教。因此，以中国思想来理解佛教或赋予佛教某种中国化的形式，是建设中国佛教的必要手段。
佛教初传中土，一般以安世高所传小乘佛学和支谶所传大乘佛学为主，禅学的传承也应大致如此。然而早期禅学虽也存在大小两乘交融互通的特点，但就为社会接受和影响而言，仍以安世高一系为大。这与佛教初传中土时更多地被视作“方术”相关，禅定修行也更容易被视为与方术相似，早期著名僧人如康僧会等多具神异，且均属安世高一脉。这种情况甚至延续到南北朝达摩在中国活动时期，《续高僧传》记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随其所止，诲以禅教。于时合国盛弘讲授，乍闻定法，多生讥谤。”（《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231页。）达摩禅法的具体内容在此不论，但其禅法在内涵趋向上当属大乘系统无疑，而不为时人所理解，可以推测当时流行的禅学至少在趋向上更多地包含了小乘禅学的意趣。真正比较系统地介绍大乘禅学思想的当属鸠摩罗什，《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鸠摩罗什在长安时期译出了三部禅经：《禅法要解》（一名《禅要经》）、《禅经》（一名《菩萨禅法经》，与《坐禅三昧经》同）和《禅法要》（《出三藏记集》，50～51页。），大乘禅学的勃兴也以此为明显。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人们恰好可以在此大趋势下对支遁禅学思想受到忽略的原因予以理解，同时也更恰当地对支遁的禅学思想予以定位。支遁的禅学思想，一方面注重以数息观为入门功夫，一方面更重视通过禅观所达到的般若境界，在一定程度上将禅由“方术”和“神异”上升为“定学”，成为从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学向鸠摩罗什译介的大乘禅学转变的中间环节，改变了禅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使禅在社会上层的传播成为可能。同时支遁禅学思想所呈现出来的道家风格，将禅与《庄子》的逍遥超绝和斋戒的长生成仙联系起来，不仅赋予禅以中国化的形式，使禅在中国士人和民众中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而且摆脱了印度和中国早期禅观离世苦行的特征，成为一种富于情趣的生活化的态度和行为，不离世俗而又超越世俗。在一定意义上，以后的禅宗正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佛道渗透、佛玄交融本为魏晋时期思想环境的一大特点，就禅学而言，支遁以中国化的形式对佛教禅学作出了自己的诠释，并通过其实践提高了禅学的地位，扩大了禅学的影响，这就是支遁禅学思想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