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象宋濂、刘基，永乐以来，象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之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外，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司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象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瞬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注释
王鏊：字济之，吴县（今江苏）人，历侍讲学士。正德中，累官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
《易》：即《易经》。《泰》：《易经》六十四卦之一。上，指君，下，指臣。意思是说君臣交好通气，就能志同意合。
宋濂：字景濂，号潜溪。浦江（在现在浙江省义乌县西北）人。元末明初文学家。
蹇义：字宜之，初名瑢，明太祖朱元璋赐名“义”，巴县（今重庆市）人，明初六朝重臣。
閟：古同“闭”。屡：接连着，不止一次。
罔：无，没有。

纠错

解析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

作者简介

王鏊

王鏊（1450—1524）明代名臣、文学家。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震泽先生，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成化十一年进士。授编修，弘治时历侍讲学士，充讲官，擢吏部右侍郎，正德初进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博学有识鉴，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

其人其事

正直清廉
王鏊居官清廉，为人正直，时称“天下穷阁老”。弘治初，王鏊升为侍讲学士，担任讲官。宦官李广引导皇帝游玩西苑，王鏊就讲周文王不敢在出游狩猎方面纵情娱乐的故事，反复规劝皇上，情真意切，皇上被感动了。讲完后，皇上对李广说：“讲官指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寿宁侯张峦以前与王鏊有交往，等到张峦富贵以后，王鏊就再不与他来往了。皇太子出就封国，朝中大臣请求遴选正直之士做皇太子的宫僚，王鏊保持原有的官职兼任谕德。不久转任少詹事，又被提升为吏部右侍郎。王鏊曾经向皇上陈奏边防策略，他认为如今火筛、小王子并不值得畏惧，而本朝奸佞小人乱政，大臣将士功罪不分明，职责不专一，法令不实行，边境空虚，这些才是最可怕的。但愿皇上振奋刚健决断的气魄，经常召见大臣，咨询了解守边将士的勇敢或胆怯。有罪必罚，有功必赏，明确规定主将的职权。优待体恤边境战事中死亡者的家属，招募边境上骁勇的人。分配兵力，多方出击，出奇制胜，敌人必定不敢长驱直人。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正德元年四月，担任左侍郎，与韩文等大臣请求诛杀刘瑾等“八党”。不久刘瑾却掌管司礼，大学士刘健、谢迁相继离职，内阁只剩下李东阳一个人。刘瑾想要推荐焦芳，但朝廷大臣们只推荐了王鏊。刘瑾迫于公论，任命王鏊保留原本官职，兼任学士，与焦芳一同入阁。一个月后，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第二年加任少傅兼太子太傅。尚宝卿崔璿等三人被戴上枷锁，面临杀头之祸。王鏊对刘瑾说：“士可杀，不可辱。如今你侮辱他们，还要杀他们，我还有什么脸面坐在这里？”李东阳也竭力相救，崔璿等人得以保命而受遣戍之罚。刘瑾对尚书韩文怀恨在心，一心想杀害他，又想借其他事情中伤刘健、谢迁，王鏊奔前跑后，竭力相救，他们才得以幸免。有人在刘瑾面前诽谤杨一清，说他修筑边境城墙浪费资金。王鏊争辩说：“一清为国家修筑边防，怎么能把功臣当成罪人？”刘瑾憎恨刘大夏，把他抓到京城，想要判他“激变”罪名处死他。王鏊又争辩说：“岑猛只是迁移延时没有行动而已，没有叛变怎么叫做激变？”当时中外大权全都归于刘瑾，王鏊起初与他开诚布公地谈，他有时还会听取意见。然而焦芳一味随和，没有主见，刘瑾专权蛮横日益厉害，灾祸殃及缙绅。王鏊无法挽救局面，竭力要求离职。正德四年，上了三次奏疏，皇上准许了他的请求。在家居住十四年，朝廷大臣交相举荐，他始终没有再入朝。
王鏊坚持正义不阿谀逢迎，保持自身清正及早引退。这实在是明晓去就的分寸，作为一个清正的大臣，怎么能以随和应付、曲意周旋的态度去逢迎取悦呢？

仗义执言
明武宗是个喜欢逸乐的皇帝，不问政事，信任他当太子时早夕侍奉他的太监刘瑾等八名太监（人称“八虎”），朝政黑暗。刘健、谢迁等本想除去“八虎”，结果反而自遭失败，相继去位。于是，王鏊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入阁，一个月后进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翌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衔。正德三年（1508年），以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
王鏊仗义执言，在刘瑾迫害朝廷官员时，他多次挺身而出，采用各种办法，坚持与宦官势力作斗争，据理力言，竭尽全力地营救、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一、正德四年（1509年）时，刘瑾专权乱政，打击迫害带头上疏论劾“八虎”罪恶的户部尚书韩文。不仅将韩文罢官，又创“罚米法”，令韩文输米千石至大同，置韩文于死地。王鏊据理抗争，韩文终于得免。二、尚宝卿崔璿、郎中张玮、副使姚祥等3人无辜遭诬陷，都在途中乘轿被逮，枷于东西长安街，毒刑敲打几死。王鏊不顾个人安危，寻着刘瑾当面斥责道：“士可杀，不可辱。现在他们不仅受侮辱而且遭杀，我还有什么脸颜居此位！”说完愤然离去。李东阳也奋力相救，崔睿等才免遭一死，远遣戍边。三、刘瑾攻击三边总制杨一清，诬陷其筑边墙是劳民伤财，逮捕下狱。王鏊据理抗争，当面对刘瑾说：“杨一清才高望重，为国修边，到底有什么罪？！”李东阳亦力救，于是得以释放。四、兵部尚书刘大夏为人正直，刘瑾对此恨之入骨，要想以兵变之罪处死。王鏊得知后挺身而出，为之鸣冤，刘大夏得以幸免。
正德初年，刘瑾根基未稳，见王鏊开诚建言，有时还是听从其言。因此，王鏊借助在朝多年的巨大影响，保护了一批正派官员。但是，后来由于焦芳一味奉迎，刘瑾气焰日益嚣张，流毒缙绅，王鏊孤军奋战，独木难支，难以挽回局势，于是愤然请求告老回乡。正德四年（1509年），王鏊接连3次上疏辞职。刘瑾对王鏊既恨又怕，于是怂恿皇帝准其去位；五月，王鏊以武英殿大学士致仕还乡。此后，朝廷大臣多次交相荐举，王鏊终不肯再复出。《吴郡五百名贤传赞》称他是：“筹边计熟，立朝行危，急流勇退，弗事委蛇。”
王鏊致仕回乡至逝世共14年，人在朝野，但他关心朝政，关注民生，心系百姓，人称“山中宰相”。

君子之泽
说到“君子之泽”，读书人自然会想到下一句“五世而斩”，是的，荫庇后世甚至福泽绵长，几乎让每一个功成名就的人都心有所愿而又力有不逮。所以孟子可以说是一语成谶。但孟子也说过：小人之泽，五世而斩。社会动荡，朝代更迭，战乱频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玉环飞燕皆尘土”。放在现在的语境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永无休止的克隆自己。但是苏州近郊的陆巷古村，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尽相同的佐证。
陆巷古村位于东洞庭山（东山）的后山－－嵩峰山麓。这是一个位于太湖之滨的小小村落：一说是东吴大将陆逊的埋骨之地，一说是南宋文武家眷避乱之所。让陆巷古村名闻遐迩的是在明代，村里出了个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成化年间，王鏊乡试、会试皆为第一，殿试时，被正考官借故“抑之置第三”。解元、会元、探花，一个农家子弟就这样走出江湖之远，走向风云变幻的庙堂之高，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的命运就这样被完全改变。
王鏊走上仕途之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为一品宰相。之后，古村名人辈出，仅王氏家族就有王禹声、王世琛、王芑孙、王颂蔚等闻名于世。这不足百户的小小山村屡屡大兴土木，平整土地，挖沟修道，架梁造宅。现今古村内尚保存有惠和堂、粹和堂、遂高堂、会老堂等明清建筑二十多处，如果耐心，还可以查到东山王家榜上有名的历代贡士、历代名人和学者教授56人之多。
如果把中国传统官僚集权社会的社会精英，分为地主、士绅与官僚这三个阶层，那么这三个阶层的相对频繁的角色转换，绝大部分要靠科举制度来完成。比如，地主与庶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秀才、举人这样的士绅的身份，士绅则又可以进一步通过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而成为官僚政治精英。而官僚精英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与影响，通过所授予的职份田或者通过购置田产，进而在经济上成为士绅地主。在传统中国社会里，由于官僚的身份大多不是世袭的，一个官僚在退出仕途之后，在约定俗成的财产继承方式的制约下，他的田产又在数个儿子中均分，这样，其后人则很容易在二、三代以后又下降为平民。而平民又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从而再次进入地主、士绅与官僚之间的角色转换或者循环过程。
行书七律诗轴这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科举制度的整合甚至平衡功能——事实上，科举制度犹如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大主要阶层之间，形成周而复始的循环与对流。王氏后人一次次通过科举完成由地主到士绅甚至到官僚的角色转换。在东山王家，君子之泽被他们一代接一代的续写，有声有色而又辉煌无比。
值得思考的是，仕与隐一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永恒的两难抉择；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鏊之弟王铨，也是举人，曾被推荐去杭州府做官，但他不愿为官，拒不上任。在京任职的王鏊曾修书赞扬其弟，称自己“输与伊人一着高”。
当王鏊带着成功者的光环从太湖深处一路走出，他肩负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起落，他还必须承担光大王氏门楣的责任。然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王鏊入朝历经宪、孝、武三朝，可谓位极人臣。但延至明武宗，不仅皇上昏庸，而且朝中还有宦官刘瑾为首的一干人兴云播雨——奸臣当道，大势难挽，国不能救，王鏊于是愤而辞职，据说他在告老还乡时，因顺口向皇上要求西太湖养养金鱼，就被刘瑾趁机诬陷，说小小太湖连三洲（苏州、常州、湖州），团团围困八百里，王鏊湖中养鱼是假，屯兵谋反是真，差点让王鏊人头落地。
王鏊致仕回乡后，修宅买田，蛰居东山，做起了隐士：或潜心学问，撰写方志，或泛舟太湖，赋诗题铭。惠和堂落成后，他在《洞庭新居落成》一诗中这样写到：“归来筑室洞庭原，十二峰峦正绕门。”为了表明他与官场的清浊之分，王鏊还筑有别墅招隐园－－事实上，王鏊在京为官时，就曾筑有小适园，似乎要给自己在官场风云中留一块小憩之地，现在他心愿得偿，可以将自己宅后花园取名为“真适园”了。园内遍植梅花，疏影横斜，幽香阵阵，与他的胞弟、著名隐士王铨幽雅古朴、小巧别致的“遂高堂”互为呼应，成为独立于高墙深宅之外的养心怡性之所。
如果王氏兄弟及其子侄们就此隐居下去，那么，洞庭东山王家就会很快式微，沦落乡间。但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科举制度的游戏规则，也不符合诗礼传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毕竟，科举制度已经营多年，士人长期浸淫于儒家经典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文化作为立身行事的唯一标准了：修身是为了齐家，齐家是为了治国，治国是为了平天下。
王鏊信札因为“科举文化”这种不需要原创性，只需要背诵经典条文的求同思维，丰富的历史文化也就被简单地解读为“十六字心传，五百年道统，圣人之学不外乎是”的僵化教条，所以后人常常批评科举制度，说它是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高度一统化，又导致社会文化缺乏活力与生气的罪魁祸首。但人们必须承认，科举制度的确是中国社会内部的稀缺资源（财富、地位、权力与名望等等）的一次相对公平的再分配。而且这是一个强大的足以使整个社会获取文化知识的利益激励机制。虽然三年大比，金榜题名者毕竟是少数，但《范进中举》一类的故事又告诉我们，没有年龄限制的科举考试，给每一个失败者都保留了下一次胜利的希望。
比如王鏊，被妒忌者抑为探花，始终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也是东山王家压在心头永远的痛。但这种阴霾很快因为其后人考中状元而一扫而空：传说王氏先族为了寻求一块真正的“佳穴”，不惜化巨资购买化龙池畔有数亩之广的号称“吉壤”的土地，让子孙后辈死后，依次排列葬此墓地，以期取得正穴。至明正统末年，墓地上各垅葬次一丘一丘，相联如贯珠，后人称之为“念珠坟”。王鏊死后，又有堪舆家指出：“可惜凤凰旗不正（指坟对面的山），只能出个探花郎。”王家急忙请求弥补，得到堪舆家的指点，在坟前建飨亭以合正方向。若干年后，王鏊八世孙的王世琛终于中了状元，而王家后辈再一次步入了官僚精英的序列。
当然人们不能认为这是“风水”之说的应验，但王氏一族为了进入社会上层，也的确是挖空了心思。事实上，真正延续东山王家“君子之泽”的，可能还是那句大白话：书包翻身，知识改变命运。

钟情山水
王鏊对宜兴的风景名胜饶有兴趣，尤其对善卷灵迹推崇备至，曾为善卷洞赋诗、撰序，著《善卷洞》、《善权寺古今录序》。王鏊同宜兴人亦交往甚密，感情十分融洽。明成化八年进士(传胪)邵贤，自山东提学副宪告老还乡后，在周孝侯祠崇邱建造了“东邱娱晚堂”，作为宴饮和欣赏良辰美景诸老聚会的地方。多位老人或登邱、或吊古、或棋奕、或垂钓、或吟咏，各得其所，百无禁忌。正德三年，王鏊来宜，在此会见了宜兴挂冠而老者12人。他们是：前九江推官万盛，黄州府经何钊，平乐知府李廷芝，湖广布政司参议翁信封，翰林学士吴经，工部侍郎沈晖，宜春知县杨琛，通政王玉，福建布政司李云，山东按察司副使邵贤，归州知州胡琏，抚州知府胡孝。王鏊兴致勃勃地撰写了《东丘娱晚记》碑文。该碑现保存在周王庙内。

家庭情况

成化六年（1470年）娶武山西金吴氏为妻，十二年（1476年）生一女，次年卒。
成化十七年（1481年）娶张氏为妻，生子延喆。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娶李氏为妻，生有二女。李氏多病，不久卒，葬于洞庭东山嘶马坞。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再娶胡宜人为妻，生二子一女。
正德十一年（1516年）侧室万氏，生子延昭。
王鏊有四子五女：长子王延喆（子贞），次子王延素〈子永〉，三子王延陵，四子王延昭。长女嫁徐缙，次女嫁朱希召，三女嫁卲銮，四女嫁靳仁，五女嫁严濡。

与萧旷冥会诗（萧旷答诗）

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
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

杂曲歌辞。妾薄命

君恩已断尽成空，追想娇欢恨莫穷。长为蕣华光晓日，
谁知团扇送秋风。黄金买赋心徒切，清路飞尘信莫通。
闲凭玉栏思旧事，几回春暮泣残红。

人日剪彩

闺妇持刀坐，自怜裁剪新。叶催情缀色，花寄手成春。
帖燕留妆户，黏鸡待饷人。擎来问夫婿，何处不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