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明妃当时初起程出行离别汉宫时，泪湿桃花春风面鬓脚微微亦低垂。
低头回看身影间周围无有此颜色，还让我君王的感情都难以控制。
离别归来却怪罪丹青画图手，美貌如此在眼中平生实未曾见有。
天仙意态由自生画笔难以描摹成，当时冤枉杀死画工毛延寿。
从此一离去心知更不能回归，可怜还不能穿尽汉朝皇城之宫衣。
万里寄语欲相问塞南遥远家乡事，只有年年日日里眼望鸿雁往南飞。
家人虽然在万里传来亲人之消息，好好安心在毡城不要常将家相忆。
您还不曾见近在咫尺长门里幽幽阿娇被锁闭，人生如果要失意无分天南和地北。
明妃当初嫁给胡人的时候，身旁上百两的毡车上乘坐的都是胡人女子。
她多想找个人说话但无处可说，只能把心语寄托于琵琶声中，心事只有自己知道。
她用能弹出美妙声音的手拨动黄金做的杆拨，弹起琵琶仰望空中飞鸿劝着胡酒。
随嫁的汉宫侍女暗中垂泪，行走在大漠上的返国者频频回首。
汉朝之恩实在是浅薄啊，胡人之恩还要更深，人生的欢乐在于心与心相知。
可怜王昭君的青冢已经荒芜埋没，还是有悲哀的乐曲流传至今。
注释
明妃：即王昭君，汉元帝宫女，容貌美丽，品行正直。晋人避司马昭讳，改昭为明，后人沿用。
春风；比喻面容之美。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中咏昭君一首有“画图省识春风面”之句。这里的春风即春风面的省称。
低徊：徘徊不前。
不自持：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归来：回过来。丹青手：指画师毛延寿。
意态：风神。
着尽汉宫衣：指昭君仍全身穿着汉服。
塞南：指汉王朝。
毡城：此指匈奴王宫。游牧民族以毡为帐篷（现名蒙古包）。
咫尺：极言其近。长门闭阿娇：西汉武帝曾将陈皇后幽禁长门宫。长门：汉宫名。阿娇：陈皇后小名字。
“毡车”句：写匈奴派了大队胡姬来接昭君。《诗经·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写贵族女子出 嫁，陪从很多。两：同辆。
杆拨：弹琵琶的工具。春风手：形容手能弹出美妙的声音。
汉宫侍女：指陪昭君远嫁的汉官女。
青冢：杜甫诗中有“独留青冢向黄昏”及“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诸句，此用其意。相传昭君墓上的草常青，故名青冢，在今呼和浩特市南。
参考资料：
1、 高克勤 等 ．王安石及其作品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9-22 ．赏析
其一
梅尧臣、欧阳修对《明妃曲》的和诗皆直斥“汉计拙”，对宋王朝屈辱政策提出批评。王安石则极意刻画明妃的爱国思乡的纯洁、深厚感情，并有意把这种感情与个人恩怨区别开来，尤为卓见。
针对当时的社会背景，王安石歌颂明妃的不以恩怨易心，具有现实意义。当时有些人误解了他的用意，那是由于他用古文笔法写诗，转折很多，跳跃很大，而某些人又以政治偏见来看待王安石，甚至恶意罗织之故。清代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千方百计地替王安石辩解，但还未说得透彻。
明妃是悲剧人物。这个悲剧可以从“入汉宫”时写起，也可以从“出汉宫”时写起。而从“出汉宫”时写起，更能突出“昭君和番”这个主题。王安石从“明妃初出汉宫时”写起，选材是得当的。
绝代佳人，离乡去国，描写她的容貌愈美，愈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是：“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江淹《恨赋》上也着重写了她“仰天大息”这一细节。王安石以这些为根据，一面写她的“泪湿春风”，“徘徊顾影”，着重刻画她的神态；一面从“君王”眼中，写出“入眼平生未曾有”，并因此而“不自持”，烘托出明妃容貌动人。所以“意态白来画不成”一句是对她更进一层的烘托。“意态”不仅是指容貌，还反映了她的心灵。明妃“徘徊顾影无颜色”正是其眷恋故国无限柔情的表现。至于“杀画师”这件事，出自《西京杂记》。《西京杂记》是小说，事之有无不可知，王安石也不是在考证历史、评论史实，他只是借此事来加重描绘明妃的“意态”而已。而且，这些描绘，又都是为明妃的“失意”这一悲剧结局作铺垫，以加重气氛。
上面写“去时”，下面写“去后”。对于去后，作者没有写“紫台朔漠”的某年某事；而是把数十年间之事，概括为“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这两句间，省略了“然而犹且”，意思是说：“明妃心里明知绝无回到汉宫之望，然而，她仍眷眷于汉，不改汉服。”
近代学者陈寅恪曾经指出，中国古代所言胡汉之分，实质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孔子修《春秋》就是“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而在历史上尤其是文学上，用为文化的标志常常是所谓“衣冠文物”。《左传》上讲“南冠”，《论语》中讲“左衽”，后来一直用为文学典故。杜甫写明妃也是着重写“环佩空归月夜魂”，这与王安石写的“着尽汉宫衣”，实际是同一手法。杜甫、王安石皆设想通过“不改汉服”来表现明妃爱乡爱国的真挚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既不因在汉“失意”而减弱，更不是出于对皇帝有什么希冀（已经“心知更不归”了），不是“争宠取怜”。因此，感情更为纯洁，形象更为高大。接着又补上“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把明妃一心向汉、历久不渝的心声，写到镂心刻骨。梅尧臣也说“鸿雁为之悲，肝肠为之摧”。王安石写得比梅尧臣更为生动形象。
最后，又用“家人万里传”来说，以无可奈何之语强为宽解，愈解而愈悲，把悲剧气氛写得更加浓厚。更妙的是：笔锋一带，又点出了悲剧根源，扩大了悲剧范围。明妃这一悲剧的起点可叙从“入汉宫”时写起。汉宫，或者说“长门”，就是《红楼梦》中贾元春所说的“见不得人的地方”，从陈阿娇到贾元春，千千万万“如花女”，深锁长闭于其中。以千万人（有时三千，有时三万）之青春，供一人之淫欲。宫女之凄凉寂寞，可想而知，而况宫女的失宠与志士的怀才不遇，又有某种情况的类似，所以从司马相如《长门赋》到刘禹锡的《阿娇怨》，还有《西宫怨》之类，大都旨写这一题材，表现出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广大宫女的同情，或者抒发出“士不遇”的愤慨。唐人“宫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单于君不知”，早在王安石之前就描写过了，只是说得“怨而不怒”；王安石却多少有点怒了。李壁说：王安石“求出前人所未道”，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不知其言之失”，则是受了王回、范冲等人的影响。王回引孔子说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却忘了孔子也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论语》）；特别是误解了“人生失意无南北”一句。王回本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他以政治偏见来论诗，难以做到公允。
其二
首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
参考资料：
1、 吴孟复 等 ．宋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7 ：230-234 ．争议
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说，王安石闯了诗祸。这是指王安石的《明妃曲》，今选本皆不录，不知何故。其诗曰：“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拔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所谓诗祸，当然是指“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此语一出，议论汹汹。或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乎王安石之意”；或谓“苟心不相知，臣可叛其君，妻可弃其夫乎？”为王安石辩护的人也只好说，“汉恩自浅胡自深”的“恩”是专指男女关系，无关君臣之义。我想，王安石这里所说的恩，确是指男女关系。但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也可说，此语即对前一首所提问题的答案，即男女结合应以“相知心”为准则。这思想非常近代化，有资本主义萌芽味道。不过，男女关系也要从政治上看问题，例如我们在大批判中就是这样，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
还有，王安石这诗的结尾是错误的。曾经拜访过明妃的青冢，而明妃的“哀弦”却并未“留至今”（留下的是词）。
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拗相公”，这两首诗大做翻案文章，也充分表现了他“拗”的性格。一则说“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死毛延寿。”替毛延寿开脱。再则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认为昭君出塞是悲剧的唱反调。三则说“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着重“相知”二字，这就更进一步了。既然失意无分南北，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阿娇”（其实对王昭君而言，假如她不是自请遣嫁匈奴，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汉元帝，连阿娇都做不成的），倒不如远嫁匈奴，得到知心夫婿了。翻案文章，做到这个地步，那已不是“昭君怨”而是“昭君乐”了。
评论
说来有趣，昭君出塞，是喜剧还是悲剧，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唱对台戏的不仅杜甫和王安石而已。
昭君墓周围有很多诗碣，其中一首诗碣刻的诗是：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汉，万里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域赋秋风。“卫霍”即汉朝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诗人把王昭君与“卫霍”相提并论，对她可说是高度赞扬了。不过诗中虽没明言，但显而易见，诗人笔下的王昭君是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和番的。是则在昭君的“得意”（诗人“我独羡遭逢”的“得意”）中也还有怨在。
近人郁达夫也有一首咏王昭君的诗，命意和此诗相类。郁诗道：马上琵琶出塞吟，和戎端的爱君深。当年若贿毛延寿，哪得诗人说到今。
写王昭君是抱着“爱君”（汉元帝）之心，为保主上江山而去“和戎”。就命意和技巧来说，这首诗都不能算是佳作。不过这是郁达夫的“少作”，他写这首诗时，只有18岁。
王安石《明妃曲》在艺术上颇堪注意之处，是对王昭君形象的刻画。第一部分中描绘王昭君的美貌，不在其面容、体态上穷尽笔力，而是着重写昭君的风度、情态之美，以及这种美得感染力，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这样就写出了呼吸可闻、音容毕现的活生生古代美女形象。第二部分，着重写王昭君的内心情感。前人于此，往往以抒写昭君的哀情、怨情和渲染悲剧气氛为重点，而此诗除描写其身世可悲之外，还揭示出她对故国、亲人的挚爱之情，与推己及人的善良心肠。这样的王昭君，就不惟可悲，而且可敬。
创作背景
北宋时，辽国、西夏“交侵，岁币百万”。自景祐年间（1034—1038）以来，“西（夏）事尤棘”。当时的施宜生、张元之流，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辽、夏，为辽、夏出谋献策，造成宋的边患。诗人们借汉言宋，想到明妃。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作的。
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