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题壁

作者: 谭嗣同 朝代: 近现代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版本一)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版本二)

这首诗属于: 古诗三百首 悲壮 早教 猖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逃亡生活是如此紧张,看到有人家就上门投宿,我希望出亡的康有为、梁启超能像张俭一样受到人们的保护。也希望战友们能如杜根一样忍死待机完成变法维新的大业。
我横刀而出,仰天大笑,因为去者和留者肝胆相照、光明磊落,有如昆仑山一样的雄伟气魄。

注释
望门投止:望门投宿。张俭:东汉末年高平人,因弹劾宦官侯览,被反诬“结党”,被迫逃亡,在逃亡中凡接纳其投宿的人家,均不畏牵连,乐于接待。事见《后汉书·张俭传》。
忍死:装死。须臾:不长的时间。杜根:东汉末年定陵人,汉安帝时邓太后摄政、宦官专权,其上书要求太后还政,太后大怒,命人以袋装之而摔死,行刑者慕杜根为人,不用力,欲待其出宫而释之。太后疑,派人查之,见杜根眼中生蛆,乃信其死。杜根终得以脱。事见《后汉书·杜根传》。
横刀:屠刀,意谓就义。
两昆仑: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指康有为和浏阳侠客大刀王五;其二为“去”指康有为(按: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潜逃出京,后逃往日本),“留”指自己。

纠错

参考资料:

1、 邓莹辉.中国古典诗词精鉴: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60页 2、 曹保平.中国古典诗词分类赏析 古诗卷: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9年:333

鉴赏

首先,赵文的解释使谭诗的第四句和第三句含义有所重复,这在绝句中是不大可能的。其次,这样解使得整首诗尤其诗的后两句的诗意表达总是不那么畅快淋漓,不仅不甚吻合诗人写作该诗时的悲壮慷慨之心情,而且也有异于先对象性描述后自我性抒说的绝句表达方式。再者,赵文似乎文字互有抵触。他一下子说“去留”是指代生死之行为,一下子又说“去留”是指代出走与留下之行为的行为者,究竟指代什么,文中含混不定。

翟南明确地认为:其一,“昆仑”不是指人,而是指横空出世、莽然浩壮的昆仑山;其二,“去留”不是指“一去”和“一留”,在诗人的该诗句中,“去留”不是一个字义相对或相反的并列式动词词组,而是一个字义相近或相同的并列式动词词组;其三,“肝胆”所引申的不是指英勇之人,而是指浩然之气;其四,“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总体诗义是:去留下自己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之气吧!也即是“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意思。—— 此诗颇近文天祥《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味道。

我为什么这样解?因为我认为,解诗不能仅着手于词字,更要着手于诗的总体寓意,并且要尤其着手于诗人写作该诗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心理状态。特别是对这样一种反映重大历史事件,表达正义呼声和抒说自我胸怀的作品,更要从作者当时所处的背景、环境和心情、心境出发去仔细揣摩。

大家知道,该诗是谭嗣同就义前题在狱中壁上的绝命诗。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就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并开始大肆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物。谭嗣同当时拒绝了别人请他逃走的劝告(康有为经上海逃往香港,梁启超经天津逃往日本),决心一死,愿以身殉法来唤醒和警策国人。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诗的前两句,表达的恰恰是:一些人“望门投止”地匆忙避难出走,使人想起高风亮节的张俭;一些人“忍死须臾”地自愿留下,并不畏一死,为的是能有更多的人能如一样高风亮节的杜根那样,出来坚贞不屈地效命于朝廷的兴亡大业。诗的后两句,则意为:而我呢,自赴一死,慷慨激扬;仰笑苍天,凛然刑场!而留下的,将是那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

“去留”的“去”字,这里是指一种行为趋向,意为“去留下”,“去留得”,没有很实在的意义。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据我所知,南方方言和现在的普通话一样,下面这种用法是常有的:用“去”去辅助另一个动词构成一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而这个动词词组或动词短语的含义大致就是后一个动词的含义,如“去想一下”,“去死吧”,“明天去做什么”等等。这里的“去”字,并不表示空间上的去这里去那里,而是表示时间上的行为、事态之趋势和倾向。也就是说,“去”可表空间意义上的位移,也可表时间意义上的发生。从整首诗的意思来看,“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去”,应是时间意义上的“去”,而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去”。很多人的理解,包括赵金九先生,恰恰是把它当作空间意义上“去”。而我们所流行的各种解释,都是这样思维定势。我想,那时的官话或北方话也应有这种用法吧?“去”字的这种重要语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都有记载。

当然,“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样写,是诗句表达的需要——包括平仄,全部的含义在于指代自己如莽莽昆仑一样的浩然肝胆之气。实际上,直接从字面上去解,去留下如昆仑一样的“肝”(一昆仑)和如昆仑一样的“胆”(一昆仑),这不也一样表达了诗人的视死如归、浩气凛然和慷慨悲壮吗?正是那种强烈的崇高感和悲壮感,激励着诗人不畏一死、凛然刑场。而这句所表达的,正是那种震撼人心灵的、自赴一死的强烈崇高感和强烈悲壮感。

赏析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止”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参考资料:

1、 贺信民.红外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41-243页

创作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作者简介

谭嗣同

谭嗣同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汉族,湖南浏阳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维新志士。他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写文章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1898年参加领导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杀,年仅三十三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代表作品《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等。

历史评价

千古罕见真贵族
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我中华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骄子。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现代文明,行开天辟地之壮举。
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超前见识羞今人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也就是说,二千年来,无非上面是强盗,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苟且;上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为马,下面难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唤奴才,奴才献媚主子。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通义也。”——也就是说,领袖也好、官员也罢,不过都是为民办事的,税收是老百姓雇佣你们为我办事的钱。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也就是说,没有文明而只有坚船利炮者,只会是越强越祸害,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愤青”?

勇气人格耀中华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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