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居苦寒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
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
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
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
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絁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元和八年的十二月，接连五天大雪纷纷。
竹子柏树都被冻死，何况那缺衣的农民！
遍观村里所有人家，十有八九户小家贫。
寒风吹来好似利剑，衣衫单薄不能遮身。
只有点燃蒿草取暖，终夜愁坐盼望清晨。
我才知道大寒年岁，农人更加痛苦酸辛。
反思自己在此时刻，紧紧关上草堂屋门。
穿着皮袍盖着棉被，不论坐卧都有余温。
庆幸免遭饥寒之苦，且又不必躬耕力勤。
想起他们我很惭愧，叩问自己算是何人？
注释
“五日”句：形容天气极度寒冷，连经冬不凋的竹子和柏树都冻死了。
回观：遍观。村闾（lǘ）：村落、村庄。闾，里巷的大门，因以作里巷的代称。
蒿（hāo）棘（jí）：泛指柴草。蒿，草名，有青蒿白蒿等多种。棘，荆棘，多刺的灌木。
农者：种田的人。苦辛：痛苦酸辛。
顾：可是。当：值，在。此日：指在酷寒的时候。
草堂：茅草盖的房子，旧时自称山野间的住所。深：隐藏。掩门：闭门。
褐（hè）裘（qiú）：布面的皮袍子。絁（shī）被：绵绸被子。
垄（lǒng）亩勤：种田的辛苦，垄亩，田亩，田间。
彼：指农民。深：甚。
是何人：是什么样的人。这句的意思是说自己无垅亩之勤，却凭什么过着优裕的生活。
参考资料：
1、 张国举．唐诗精华注译评．长春：长春出版社，2010：495-496赏析
唐代中后期，内有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域大为减少。但它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等，不耕而食的人甚至占到人口的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这首诗中所写的“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同他在另一首诗中所写的“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夏旱诗》）一样，是他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的实录。
这首诗分两部分。前一部分写农民在北风如剑、大雪纷飞的寒冬，缺衣少被，夜不能眠，过得十分痛苦，后一部分写作者在这样的大寒天却是深掩房门，有吃有穿，又有好被子盖，既无挨饿受冻之苦，又无下田劳动之勤。诗人把自己的生活与农民的痛苦作了对比，深深感到惭愧和内疚，以致发出“自问是何人？”的慨叹。
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除对比之外，这首诗还具有这样几个特点：语言通俗，叙写流畅，不事藻绘，纯用白描，诗境平易，情真意实。这些特点都体现了白居易诗歌特有的通俗平易的艺术风格。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六年（811）至八年，白居易因母亲逝世，离开官场，回家居丧，退居于下邽渭村（今陕西渭南县境）老家。退居期间，他身体多病，生活困窘，曾得到元稹等友人的大力接济。这首诗，就作于这一期间的元和“八年十二月”。
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