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春去也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春去也，共惜艳阳年。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惟待见青天。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可惜春天已经匆匆过去了，临行的时候谢别洛阳城的人。柔弱的柳枝随风飞舞象是挥手举袂，一丛丛的兰花沾满白露正如浸湿的头巾，遮住芳颜独自欢笑又像是含嗔带颦。
可惜春天已经匆匆过去了，一起来珍惜这艳丽明媚的年华吧！只见依然有桃花飘落在流水上，哪怕倒满竹叶青美酒一饮而尽，醉倒在了酒杯前。只希望能等到雨过天晴、重见青天的时候。
注释
多谢：殷勤致意的意思。
洛城人：即洛阳人。
袂（mèi）：衣袖。
裛（yì）：沾湿。
颦（pín）：皱眉。
尊：同“樽”，酒杯。
赏析
第一首的主旨是伤春。词中，先写春向人们告辞，柳、兰喻春含泪挥手而别，后写一个女子惜春情态，一边惋惜春天的归去，一边又觉得春天对她也有无限依恋之情，作者以拟人手法，把人的表情动作赋予春，有依依难舍之情，郁郁感伤之意，抒发了惜春、伤春的感情。构思新颖，描写细腻，手法多变，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的“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去也”两字感情色彩极浓。在临别之际一声“去也”。抵得上很多言语，其中当然也包含着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后来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词“愿去去千里烟波”，连用两个“去”字，也是为了突出他心头不忍去、不愿去而又不得不去的复杂感情。这是从春的一方即客观的一方言之。再从爱春、惜春的一方即主观的一方言之，则“去也”两字更为关情。《西厢记·长亭送别》有句云：“听得道声“去也”。松了金钡；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如果借来作为“去也”两字的注解，就不难想象那种爱春、惜春而又尤计留春的惆怅之情。“多谢洛城人”则又转换角度，以春天的口吻，向惜春之人遥遥致意。作者在短短七字之间展现了两种不同视角的转换，挥洒自如，更显示出其杰出的想像力和文字驾驭能力。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泡露似沾巾”两句，紧承前句“多谢洛城人”而来，不写人之惜春，而先写春依恋人，描绘出一幅气韵横生的送春画图，且看那纤弱的柳条随风依依轻摇，就好像挥手作别轻扬起的衣袖；而葡花沾满露珠，更有如一位不胜嫣羞的美人，在离别之际泪湿纸巾。
“独坐亦含颦。”如果说，前面四句都是从春的惜别一边着笔的话，那末这最后一句写到了惜春之人，即词中的抒情主人公。从句中的“独”字可以领悟到，这位抒倩上人公的心情非常寂寞惆怅。旖旎的春光曾给她以欢乐与安慰，或者说，曾激励她满怀憧憬地追求美好的理想，但是，曾几何时，春闹花谢。欢乐成为过去，安慰被失望所代替，理想也终于落空。愁绪煎熬使她坐卧不安：从句中的“亦”字可以表现出除“独坐”以外的独眠、独酌、独吟都已一一行之而终于无法排遣愁绪。在百无聊赖之中，惟有借“独坐”以自持性情，但“独坐”既久，仍不免颦眉蹙额，为愁绪所包围，由此总见得愁绪缠绵深长而避之无由了。
第二首的主旨是惜春，其抒情线索十分显明，抒情的中心非常突出。前两句在词意上是一层转折，次句的“艳阳年”与第三句的“桃花流水”在字面上也构成一个转折，两个七言对偶句与结句在虚实关系上又形成一个转折，通过这层层转折，层转层深地传出了充溢在词人心头的“惜春”意绪。
“春去也。共惜艳阳年。”首句重复第一首的发端，既加深了咏叹的意味，强化了作者伤春、惜春的情感，在结构上也起了与第一首互相呼应的勾连作用，感慨春天的“大势”已去。次句中的“艳阳年”，即“艳阳天”，指阳光灿烂、风光旖旎的春天，“余春”尚在，大家赶紧来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好地赏玩一下暮春的风致。
“犹有桃花流水上，无辞竹叶醉尊前。”描写了词人为自己“惜春”的行为所做的打算，桃花凋落，飘洒在溪流水上，这正是暮春常见的景象，倘若桃花落瓣已被流水飘尽，那春天的身影就是确实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词人愿意在溪水边的草茵上席地而坐，面对着落花流水，斟上一杯春竹叶酒，慢慢地喝，悄悄地看，静静地想。
“惟待见青天。”强烈表达出希望自己拟想中的“惜春”行为能够实现的心声。纵然风景无限好，倘使碰上个淫雨连绵、路滑泥烂的天气，这一番打算就全都落空了。所以诗人末句希望老天爷能够帮忙，给人间送来个无云无风的大好晴天。
这两首词运用了拟人的手法表现了从人到春，又从春到人的三次主角转换。作者不写人惜春，反写春惜人，将人情物态揉为一体。构思新颖，手法多变；语言朴实无华，结构紧凑奇巧。全词充分体现了诗人乐府小章“清新流畅、含思婉转”的艺术特色。
参考资料：
1、 吴汝煜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23-25 2、 陈绪万．唐宋元小令鉴赏辞典．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13-15 3、 倪木兴．唐宋词精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4-15创作背景
此词约为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作于洛阳。其调名下有作者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当时白居易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刘禹锡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二人均在洛阳，时相唱和，白居易词共三首，刘禹锡的和词共两首。作者简介
刘禹锡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汉族，中国唐朝彭城（今徐州）人，祖籍洛阳，唐朝文学家，哲学家，自称是汉中山靖王后裔，曾任监察御史，是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的一员。唐代中晚期著名诗人，有“诗豪”之称。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以儒学相传的书香门第。政治上主张革新，是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活动的中心人物之一。后来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朗州司马（今湖南常德）。据湖南常德历史学家、收藏家周新国先生考证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其间写了著名的“汉寿城春望”。
文学成就
诗歌
诗歌内容
刘禹锡的山水诗，改变了大历、贞元诗人襟幅狭小、气象萧瑟的风格，而常常是写一种超出空间实距的、半虚半实的开阔景象，如“水底远山云似雪，桥边平岸草如烟”（《和牛相公游南庄醉后寓言戏赠乐天兼见示》），“野草芳菲红锦地，游丝缭乱碧罗天”（《春日书怀寄东洛白二十二杨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这静谧空灵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诗人的主观情感，构成了一种恬静平和的氛围。不过，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受道家影响，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同乐天登栖灵寺塔》，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清峻又明朗。 刘禹锡又多次贬官南方，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刘禹锡常常收集民间歌谣，学习它的格调进行诗歌创作，如《白鹭儿》诗以隐喻方式写自己孤高的情怀，但用的是轻快的民歌体。还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词》、《杨柳枝词》、《堤上行》、《蹋歌词》、《浪淘沙词》、《西塞山怀古》等，都很朴素自然、清新可爱，散发着民歌那样浓郁的生活气息，以下两首尤为传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词》二首之一。
作品风格
刘禹锡及其诗风颇具独特性。他性格刚毅，饶有豪猛之气，在忧患相仍的谪居年月里，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闷，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终不曾绝望，有着一个斗士的灵魂；写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重游玄都观绝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谣》、《飞鸢操》、《华佗论》等诗文，屡屡讽刺、抨击政敌，由此导致一次次的政治压抑和打击，但这压抑打击却激起他更为强烈的愤懑和反抗，并从不同方面强化着他的诗人气质。他说：“我本山东人，平生多感慨”（《谒柱山会禅师》）。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
刘禹锡的诗，无论短章长篇，大都简洁明快，风情俊爽，有一种哲人的睿智和诗人的挚情渗透其中，极富艺术张力和雄直气势。诸如“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三首》其二）、“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这类诗句，写得昂扬高举，格调激越，具有一种振衰起废、催人向上的力量。至于其七言绝句，也是别具特色，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杨柳枝词九首》其一）就诗意看，这两篇作品均简练爽利，晓畅易解，但透过一层看，便会领悟到一种傲视忧患、独立不移的气概和迎接苦难、超越苦难的情怀，一种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和弃旧图新面向未来的乐观精神，一种坚毅高洁的人格内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词》，全诗一反传统的悲秋观，颂秋赞秋，赋予秋一种导引生命的力量，表现了诗人对自由境界的无限向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刘禹锡深信道教，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 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 “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
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越中蔼蔼繁华地，秦望峰前禹穴西。《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刘禹锡的咏史诗十分为人称道。这些诗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表现他阅尽沧桑变化之后的沉思，其中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西塞山怀古》《乌衣巷》《石头城》《蜀先主庙》等都是名篇。
辞赋
除诗歌与论说文外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在唐代辞赋史中，乃至整个辞赋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环节，其存赋十一篇，与唐代各家所存辞赋数目相较，也不算少了。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而实际上，刘禹锡本人也是对自己的文章水平颇有自信的，在其《子刘子自传》中他说：“天与所长，不使施兮。”这里的“所长”指的即是自己的长于文词，而在这“文词”之中当然也包括辞赋在内。在刘禹锡的十一篇辞赋作品当中以《秋声赋》最受后人推崇。
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作为唐代重要的文学家与哲学家，刘禹锡的诗歌成就较高，是唐诗研究的重要领域，而诗文又为当时的文学主流，故刘禹锡的辞赋创作必然要受到其诗歌创作影响的。例如刘禹锡诗歌的主题便影响着他辞赋的主题，许多在其诗歌中描绘的场景画面、表达的情感内容，同样也出现在他的辞赋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诗文与辞赋的互动关系是其辞赋研究的有利环节。
论说文
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方面。哲学论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都征引丰富,推理缜密，巧丽渊博，雄健晓畅。二是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这些作品，短小精悍，隐微深切。或借题发挥，针砭现实；或托古讽今，抨击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刘禹锡的散文，与他的诗歌一样，辞藻美丽，题旨隐微。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为深中肯綮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