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译文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纠错
穷而后工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艺术特色
1．以“穷而后工”旨意统领全文。文章一开头就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从而形成一个高屋建瓴的主旨，并始终扣住“穷”、“工”二字，将序中应有的其他内容都贯穿起来，这是颇具匠心的。第二段写梅圣俞的生平和创作，写生平着眼“穷”，写创作着眼“工”，因穷而后工，可谓首段说理的实例演绎。第三、四段虽然是写诗集的成书过程，但其间处处流露着作者对梅圣俞其人其诗的爱重，可以看作是对梅诗之工的侧面衬托。其中有赞美，有喟叹：赞美的指向还是其诗之“工”，喟叹的指向还是其人之“穷”。而且作者行文的好处在于：虽欲紧扣“穷工”，却并不急切、黏滞；虽是写成书过程，却又总是不忘记“穷工”。这就是不即不离、从容不迫的大家手笔。
2．行文起伏跌宕，长于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说理先设对立面。作者本可一上来就正面展开对“穷而后工”的论说，但那样就会过于平板。于是作者第一句就揭出“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流行观点，然后通过辨析这一观点的不确切，顺势展开论说，从而很自然地得出“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结论。二是多角度多手法地证明论点。为了突出梅诗之“工”，作者先说他自幼出语惊人，这是铺垫手法；次说他的文章“简古纯粹”，但人们却只知其诗，这是以文之美来衬托诗之工；再说“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这是借公众的推崇来赞扬梅诗之工；接着又写到王文康公对梅诗的赞叹，这是借名人名言来旁证；最后还通过作者自己对梅诗的热爱来侧面烘托梅诗之工。三是虚实并举，大起大落写感慨。文章在写完梅诗之工后，有感而发，顺势而带出感慨。为了充分表达这感慨，作者先通过虚设，写其若能“幸得用于朝廷”，则必将功德宏伟，这是大起大扬；后文突转，通过实写，叹其终不得志，久而将老，令人悲从中来，这是大抑大落。一虚一实，一起一落，不仅正反对举，事理昭彰，而且情致跌宕，感人备至。
层次结构
全文四段，第一段是从理论上阐发“穷而后工”的文学创作理论。先从辨析“诗人少达而多穷”的世俗观点人手；接着阐明：凡“传世”之诗，皆仕途穷困者长期积优感愤、然后兴于怨刺的产物；最后顺势得出结论；穷而后工。
第二段写梅尧臣其人、其诗。分三层：首层述其生平，突出一个“穷”字；第二层评其诗文，突出一个“工”字；第三层感叹其怀才而不得用于世，将老，可悲，这悲的底蕴还是“穷”和“工”。可以说，这第二段是以梅尧臣为例，用事实证明了“穷而后工”的道理。
第三段和第四段是交待梅尧臣诗集的搜集、整理、编次、作序过程。这是‘“序”应有的内容。从中亦可看出欧阳修对梅尧臣其人、其诗的爱重，从侧面烘托梅诗之工。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本文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创作背景
北宋诗人梅尧臣（字圣俞）一生颇不得意。诗作多反映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风格平淡朴实，有矫正宋初靡丽倾向之意，对宋代诗风的转变有倡导和力行之功，甚受陆游等人的推重。作者简介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钱惟演对欧阳修这样的青年才俊非常好，简直是把他们“贡”起来。不但很少让欧阳修等年轻文人承担琐碎的行政事务，还公然支持他吃喝玩乐。有一次，欧阳修和年轻的同僚到嵩山游玩，傍晚下起了雪。忽然，钱惟演的使者赶到了，带来优秀的厨子和歌妓，并传钱惟演的话说：“府里没什么事，你们不用急着回来，好好地在嵩山赏雪吧。”
当然，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钱惟演的继任者王曙是位年逾古稀的“老干部”，管束属下向来十分严格。到任后，他看到钱惟演留下的这些年轻人整天游山玩水，十分不满。有一天，王曙把欧阳修等人集中起来，严厉地教导他们说：“你们看寇莱公（寇准）这样的人，尚且因为耽于享乐而被贬官，何况你们这些人在才能上比不了寇莱公，怎么还敢这样呢？”大家都被训得不敢做声。只有欧阳修年轻气盛，反应敏捷，回嘴说：“寇莱公后来之所以倒霉，不是因为耽于享乐，而是因为一把年纪了还不知道退隐。”一下把王老爷子噎得说不出话来。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后来他被贬官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虽然我现在被贬到穷乡僻壤，在春天都看不见花，但我曾经在洛阳享受过那样绚烂的青春，这一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呢？）”
景祐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他在京中继续把“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当成座右铭。不过，此时的欧阳修，毕竟不再是那个享受青春的少年，他开始担负起社会责任。
仕途崎岖
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欧阳修高中进士时所娶的胥氏夫人，新婚不久便去世了。被贬后不久，欧阳修娶了已故宰相薛奎的二女儿。值得一提的是，薛奎的大女婿不是别人，就是跟欧阳修一起参加殿试而获得了状元的王拱辰。后来，王拱辰的夫人去世了，他又娶了薛奎的三女儿，继续做薛家的女婿、欧阳修的连襟。欧阳修写诗调侃他说：“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他依旧保持轻松慵懒的态度，为政“宽简”，让自己和百姓都过得轻松。但就是在这样的执政方针下，滁州反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一首《渔家傲》中采莲姑娘用荷叶当杯，划船饮酒，写尽了酒给人们生活带来的美好。欧阳修任扬州太守时，每年夏天，都携客到平山堂中，派人采来荷花，插到盆中，叫歌妓取荷花相传，传到谁，谁就摘掉一片花瓣，摘到最后一片时，就饮酒一杯。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做太守时，欧阳修对饮酒游山的爱好不减当年，经常带着吏民出去游玩，在山中野餐，然后喝醉了，迷迷糊糊地看着大家玩乐。据说，《醉翁亭记》的开头原本花了好多笔墨，描绘滁州四周的山。最后这些描写被欧阳修改成了“环滁皆山也”5个字，简练中见隽永，成为散文史上的名句。醉时能与民同乐，醒后能用当世一流的文笔把游玩的过程记录下来。守旧派的压制，并没影响“醉翁”的好心情。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说：“我亦只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欧阳修的官位越来越高，他写过的歌词也在社会上越来越流行。传说，颍州有一位歌妓会唱欧阳修所有的词。后来欧阳修出使辽国，接待官员请来当地一位歌妓助兴，嘱咐她好好款待欧阳大人。歌妓只是答应，并不多说话，大家还以为她毕竟是边远地方的歌妓，什么都不懂。谁知席间歌妓一开口，唱的竟全是欧阳修的词。由此也可见欧阳修的词在当时影响之大。 据传欧阳修与“外甥女”张氏有染，但双方并无血统关系，是欧阳修的妹夫的前妻所生。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以后又和家中的仆人私通，事情败露后，此案在开封府审理。在公堂之上张氏供出和欧阳修有私情。欧阳修百般辩解，最后虽以“查无实据”了事，但在名声上却大受影响。他的政敌钱勰也借此攻击他，最后被朝廷贬到滁州。
皇祐元年（1049年）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已经在京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当时北宋文坛古文发展得有点过火。大家都愿意写古文吸引眼球，可没有足够的天赋，文章往往会被写得生僻难懂，看着唬人，其实没什么实际内容，更谈不上艺术价值。其中负责写列传的宋祁，就总喜欢用些生僻的字眼。
从年龄、资历上说，宋祁都是欧阳修的前辈，欧阳修有点不便说他，只好委婉地讽劝。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唐书局的门上写下8个字：“宵寐非祯，札闼洪休。”宋祁来了，端详了半天，终于悟出了是什么意思，笑说：“这不就是一句俗话‘夜梦不详，题门大吉’嘛，至于写成这样吗？”欧阳修笑道：“我是在模仿您修《唐书》的笔法呢。您写的列传，把‘迅雷不及掩耳’这句大白话，都写成‘震霆无暇掩聪’了。”宋祁听了，明白欧阳修的意思，不禁莞尔，以后写文章也平易起来了。
主考礼部
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
当时有个文学派别“太学体”，领袖刘几是一名太学生，最大的特长就是常玩弄古书里的生僻字词。欧阳修的古文向来是通达平易的，最反对“太学体”的文风。批阅试卷时，欧阳修看到一份试卷，开头写道：“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字看似古奥，其实很别扭，意思无非是说，天地交合，万物产生，然后圣人就出来了。欧阳修便就着他的韵脚，风趣而又犀利地续道：“秀才剌（音同“辣”，意为乖张），试官刷！”意思是这秀才学问不行，试官不会录取！
在这次考试中，欧阳修也看到一份较好的答卷，文章语言流畅，说理透彻。欧阳修估计是自己学生曾巩的，这种文风需要鼓励，但毕竟是“自己人”，不好取第一，就把这份卷子取成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这份卷子的作者是苏轼。与苏轼一同被欧阳修录取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以及北宋文坛上的一批重要人物。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放榜的时候，那些写“太学体”而自高自大的考生发现自己居然没有被取中，纷纷闹事，甚至有人说要到街上截住欧阳修痛打。但皇帝充分相信欧阳修的人品和判断力，给予了他极大的支持。历史也最终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北宋文风自此一振。就连“太学体”的领袖刘几，也改过自新，更名刘辉，重新参加考试，并获取了功名。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晚年生活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熙宁三年（1070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1071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1074年）八月，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
元丰三年（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
元丰八年（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
绍圣三年（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1104年），改封秦国公。
政和三年（1114年），改封楚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