缭绫

作者: 白居易 朝代: 唐代

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
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
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
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
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
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
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
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昭阳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对值千金。
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
缭绫织成费功绩,莫比寻常缯与帛。
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
昭阳殿里歌舞人,若见织时应也惜。

这首诗属于: 人民 揭露 社会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缭绫缭绫,跟什么相似?既不似罗、绡,也不似纨、绮。
该是像那天台山上,明月之前,流下了四十五尺的瀑布清泉。
织在上面的图案美得令人叫绝,底上铺了一层白烟,花儿攒成一丛白雪。
织它的是什么人?穿它的又是谁?越溪的贫女,宫中的艳姬。
去年太监来宣布皇帝口授的诏令,从宫中取来式样,命民间照式纺织。
织成飞在云上的一行行秋雁,染上江南一江春色。
宽幅裁作衫袖,长幅制成衣裙,用熨斗熨平绉折,用剪刀剪开花纹。
奇异的色彩和纹饰相互隐映,正面看,侧面看,鲜艳的花色闪烁不定。
宫廷舞姬深受皇帝恩宠,赐她一套春衣,价值千金。
只要汗、粉沾污,她就不愿意再穿,在地上拖来踩去,毫无爱惜之心。
要知道缭绫织成费尽了心力,莫把它与寻常的缯帛相比。
煮茧抽丝痛煞了织女的双手,扎扎千声,缭绫还织不满一尺。
宫廷里轻歌曼舞的艳姬,如果见到织造的艰辛,应该也会爱惜。

注释
缭绫:绫名。一种精致的丝织品。质地细致,文彩华丽,产于越地,唐代作为贡品。
罗绡与纨绮:四种精细的丝织品。
天台山:浙江的名山,主峰在今浙江天台县境内。
文章:错杂的色彩,这里指花纹图案。
汉宫姬:借指唐代宫中的妃嫔。
敕:帝王的诏书、命令。
云外:指高空。
刀剪纹:用剪刀裁剪衣料。金斗:早期的熨斗就是斗样,内置红炭,不需预热,直接熨烫。所以熨斗也叫火斗,好听一点儿的叫金斗,白居易什么都能入诗: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金斗熨波”也真诗意,比汉代熨斗的铭文“熨斗直衣”听着韵味绵长。
转侧看花:从不同的角度看花。
昭阳舞人:汉成帝时的赵飞燕,善于歌舞,曾居昭阳殿。
曳:拉,牵引。
缯(zēng)、帛:都是指丝织品。
缲(sāo):同“缫”(sāo),把蚕茧浸在滚水里抽丝。
盈:足,满。
昭阳殿:汉代宫殿名,这里指皇宫。

纠错

参考资料:

1、 吴大奎 马秀娟.元稹白居易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156-160 2、 于海娣 等.唐诗鉴赏大全集.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363-364

赏析

缭绫是一种精美的丝织品,用它做成“昭阳舞人”的“舞衣”,价值“千金”。这首诗的描写,都着眼于这种丝织品的出奇的精美,而写出了它的出奇的精美,则出奇的费工也就不言而喻了。

“缭绫缭绫何所似?”诗人以突如其来的一问开头,让读者迫切地期待下文的回答。回答用了“比”的手法,又不是简单的“比”,而是先说“不似……”,后说“应似……”,文意层层逼进,文势跌宕生姿。罗、绡、纨、绮,这四种丝织品都相当精美;而“不似罗绡与纨绮”一句,却将这一切全部抹倒,表明缭绫之精美,非其他丝织品所能比拟。而配与它相比的事物,诗人找到了一种天然的东西——“瀑布”。用“瀑布”与丝织品相比,唐人诗中并不罕见,徐凝写庐山瀑布的“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就是一例。但白居易在这里说“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仍显得新颖贴切。新颖之处在于照“瀑布”以“明月”;贴切之处在于既以“四十五尺”兼写瀑布的下垂与一匹缭绫的长度,又以“天台山”点明缭绫的产地,与下文的“越溪”相照应。缭绫是越地的名产,天台是越地的名山,而“瀑布悬流,千丈飞泻”(《太平寰宇记·天台县》),又是天台山的奇景。诗人把越地的名产与越地的名山奇景联系起来,说一匹四十五尺的缭绫高悬,就像天台山上的瀑布在明月下飞泻,不仅写出了形状、色彩,而且表现出闪闪寒光,耀人眼目。缭绫如此,已经是巧夺天工了;但还不止如此。瀑布是没有“文章”(图案花纹)的,而缭绫却“中有文章又奇绝”,这又非瀑布所能比拟。写那“文章”的“奇绝”,又连用两“比”:“地铺白烟花簇雪”。“地”是底子,“花”是花纹。在不太高明的诗人笔下,只能写出缭绫白底白花罢了,而白居易一用“铺烟”、“簇雪”作比,就不仅写出了底、花俱白,而且连它们那轻柔的质感、半透明的光感和闪烁不定、令人望而生寒的色调都表现得活灵活现。

诗人用六句诗、一系列比喻写出了缭绫的精美奇绝,就立刻掉转笔锋,先问后答,点明缭绫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又从这两方面进一步描写缭绫的精美奇绝,突出双方悬殊的差距,新意层出,波澜叠起。

“织者何人衣者谁?”连发两问,“越溪寒女汉宫姬”,连作两答。生产者与消费者以及她们之间的对立已经非常明显。“越溪女”那么“寒”,却不给自己织布御“寒”,就因为要给“汉宫姬”织造缭绫,不暇自顾。“中使宣口敕”,说明皇帝的命令不可抗拒,“天上取样”,说明技术要求非常高,因而也就非常费工。“织为云外秋雁行”,是对上文“花簇雪”的补充描写。“染作江南春水色”,则是说织好了还得染,而“染”的难度也非常大,因而也相当费工。织好染就,“异彩奇文相隐映,转则看花花不定”,其工艺水平达到如此惊人的程度,那么,它耗费了“寒女”多少劳力和心血,也就不难想见了。

精美的缭绫要织女付出高昂的代价:“丝细缲多女手疼,扎扎千声不盈尺。”然而,“昭阳舞女”却把缭绫制成的价值千金的舞衣看得一文不值:“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踏泥无惜心。”这种对比,揭露了一个事实:皇帝派中使,传口敕,发图样,逼使“越溪寒女”织造精美绝伦的缭绫,就是为了给他宠爱的“昭阳舞人”做舞衣。就这样,诗人以缭绫为题材,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之间尖锐的矛盾,讽刺的笔锋,直触及君临天下、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其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意义,都值得重视。

这首诗也从侧面生动地反映了唐代丝织品所达到的惊人水平。“异采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是说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缭绫,就呈现出不同的异彩奇文。这并非夸张。《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记载:安乐公主“有织成裙,值钱一亿。花绘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就可与此相参证。

参考资料:

1、 霍松林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864-866

创作背景

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创作了《新乐府》五十首,《缭绫》是其中的第三十一篇。主题是“念女工之劳”。

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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