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岁引·秋景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漫留华表语，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着。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传入旅舍的捣衣声，应和着孤城城头的画角，一片秋声在广阔的天地间回荡。归去的燕子向东从海上飞走，南来的大雁自空中落下，栖息在沙滩上。这儿有楚王携宋玉游兰台时感受到的惬意的凉风，有庾亮与殷浩辈在南楼吟咏戏谑时的大好月色，清风明月的景象，还都与当年一样。
真是无可奈何啊！我被那微不足道的名利所羁缚，又被那难以割舍的感情所耽搁，可惜那些风流韵事都被丢到一边了。当初徒然许下功成身退时，要去求仙访道，潇潇度日的诺言。到如今，反误了我与佳人的秦楼约会。当睡梦觉来时、酒醉清醒后，我细细地思量着这一切。
注释
千秋岁引：词牌名，为《千秋岁》变格。八十二字，前片四仄韵，后片五仄韵。
别馆：客馆。砧（zhēn）：捣衣石。这里指捣衣声。
画角：古代军中乐器。
寥廓（liáo kuò）：空阔，此处指天空。
楚台风：楚襄王兰台上的风。宋玉《风赋》：“楚王游于兰台，有风飒至，王乃披襟以当之曰：‘快哉此风！’”
庾（yǔ）楼月：庾亮南楼上的月。《世说新语》：“晋庾亮在武昌，与诸佐吏殷浩之徒乘夜月共上南楼，据胡床咏谑。”
他情：暗指皇上的恩情。担阁：延误。
漫：徒然，白白地。华表语：指向皇上进谏的奏章。华表，又名诽谤木，立于殿堂前。
秦楼约：指与恋人的约会。秦楼，代指女子居住处。
梦阑（lán）：梦醒。阑，残，尽。
参考资料：
1、 沙灵娜 ．宋词三百首全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0 ：93-95 ． 2、 蔡义江 ．宋词三百首全解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59-60 ． 3、 李炳勋 ．宋词三百首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49-50 ．赏析
这首词没有《桂枝香》的豪雄慷慨，也没有《浪淘沙令》的踌躇满志。全词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情真心切、恻恻动人、空灵婉曲地反映了作者积极的人生中的另一面，抒发了功名误身、及时退隐的的慨叹。
上片以写景为主，像是一篇凄清哀婉的秋声赋，又像是一幅岑寂冷隽的秋光图。旅舍客馆本已令羁身异乡的客子心中抑郁，而砧上的捣衣之声表明天时渐寒，已是“寒衣处处催刀尺”的时分了。古人有秋夜捣衣、远寄边人的习俗，因而寒砧上的捣衣之声便成了离愁别恨的象征。“孤城画角”则是以城头角声来状秋声萧条。画角是古代军中的乐器，其音哀厉清越，高亢动人，诗人笔下常作为悲凉之声来描写。“孤城画角”四有很强的感染力，并留下了对空旷寥阔的异乡秋色想象空间。下面接着说：“一派秋声入寥廓”，“一派”本应修饰秋色、秋景，而借以形容秋声，正道出了秋声的悠远哀长，写出了空间的广度，“入廖廓”的“入”字更将无形的声音写活了。开头三句以极凝练的笔墨绘写秋声，而且纯然是人为的声响，并非是单纯的自然声气。下两句主要写作者目之所见。燕子东归，大雁南飞，都是秋日寻常景物，而燕子飞往那苍茫的海上，大雁落向平坦的沙洲，都寓有久别返家的寓意，自然激起了词人久客异乡、身不由己的思绪，于是很自然地过度到下面两句的忆旧。“楚台风”、“庚楼月”用典。这里以清风明月指昔日游赏之快，而于“宛如昨”三字中表明对于往日的欢情与佳景未尝一刻忘怀。
下片即景抒怀，说的是：无奈名缰利锁，缚人手脚；世情俗态，耽搁了自的生活。风流之事可惜总被抛一边。“当初”以下便从“风流”二字铺展开去，说当初与心上之人海誓山盟，密约私诺，然终于辜负红颜，未能兑现当时的期约。“华表语”用了《搜神后记》中的故事，这里的“华表语”就指“去家来归”云云。关于“秦楼”，汉东府《陌上桑》中说：“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楼即为美貌坚贞的女子罗敷的居处。李白的《忆秦娥》中说：“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也以秦楼为思妇伤别之处，因而此处的“秦楼约”显系男女私约。这里王安石表面上写的是思念昔日欢会，空负情人期约，其实是借以抒发自己对政治的厌倦之情、对无羁无绊生活的留恋与向往。因而这几句可视为美人香草式的比兴，其意义远一般的怀恋旧情之名词意至此也已发挥殆尽，然末尾三句又宕开一笔作结，说梦回酒醒的时候，每每思量此情此景。梦和酒，令人浑浑噩噩，暂时忘却了心头的烦乱，然而梦终究要做完，酒也有醒时。一旦梦回酒醒，那忧思离恨是更深地噬人心胸。这里的梦和酒也不单纯是指实的梦和酒。人生本是一场大梦，《庄子·齐物论》上说只有从梦中醒来的人才知道原先是梦。而世情浑沌，众人皆醉，只有备受艰苦如屈原才自知独醒。因而，此处的“梦阑酒醒”正可视为作者历尽沧桑后的憣然反悟。
作为一代风云人物的政治家，王安石也并未摆脱旧时知识分子的矛盾心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两者中间徘徊。他一面以雄才大略、执拗果断著称于史册；另一面，激烈的政治漩涡中也时时泛起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感慨。这首小词便是他后一方面思想的表露。无怪明代的杨慎说：“大有感慨，大有见道语。”（《词品》）杨慎对王安石政治上的评价未必得当，但以此词为表现了作者思想中与热衷政治相反的另一个侧面，却还是颇有见地的。
参考资料：
1、 唐圭璋 等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523-525 ．创作背景
此词的创作年代不详，但从词的情调来看，很可能是王安石推行新法失败、退居金陵后的晚年作品。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