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长安君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年轻时别离，那种情意是不轻的；如今老了，连相见也使我感到伤心。
随意准备些酒菜，为的是边吃边聊；灯火昏暗，我们把别后所见所思，互相倾吐，直到夜深。
我正在感慨分隔两地已有三年之久，却又要离开你去万里外的辽国，冒着风沙旅行。
要问我何日相会，怎说得准？你见到那鸿雁南飞，会有我捎来平安的家信。
注释
示长安君：写给长安君看。长安君：王淑文，是作者的大妹妹，受到了长安县君的封号。
意非轻：情意不是轻的。
怆（chuàng）情：悲伤。
草草：随便准备的。杯盘：指的是酒和菜。
昏昏：昏暗，光线暗淡。
后期：后会的日期。
参考资料：
1、 张鸣．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58-159 2、 李梦生．宋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9-60 3、 高克勤．王安石诗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06-207赏析
诗以议论起，用递进法展开。先说自己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在年轻时就对离别看得很重，到了年老，即使是会面，也引起心中的伤悲。对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年老了，会一次少一次，所以相见时对未来充满感伤；一是有会必有别，因为对离别的感伤，就连对会面也感到心情沉重起来。
毕竟，与别相比，会还是快乐的。第二联写会面时的亲情。兄妹俩随意准备了些酒菜，只是为了把酒谈话，话很多，一直到夜间，还在昏暗的灯光下说着。这两句，很形象地刻绘了兄妹俩的感情，都是就眼前实事组织进诗，显得十分亲切；比那些着意雕镂、粉饰拔高的话自然得多。正因为如此，这联成为传诵的名句。宋吴可《藏海诗话》云：“七言律一篇中必有剩语，一句中必有剩字，如‘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如此句无剩字。”赞赏了句中用语稳妥，浑成一气。同时，王安石的诗以善用叠字闻名，这联中两个叠字也用得很成功。“草草”二字，说出了兄妹俩的感情至深，用不着世俗的客套，能够相会已是最大的满足，描绘了和睦温暖的家庭气氛。“昏昏”二字，写两人说了又说，灯油已快干，灯火已昏暗，仍顾不上休息。
下半四句写别，呼应首联。刚刚在叹息已经三年没有见面，知心话说不完，眼下自己马上又要到万里外的辽国去，诗便自然而然地转入惆怅，话题也就引入别后。于是，妹妹挂念地问：“后会在什么日子？”兄长只能含糊地回答：“见到大雁南飞，我就会从北国带回消息了。”其实，诗人自己不能预料会面的日子。诗就在无可奈何的气氛中结束，留下了一丝安慰，一个悬念。
这首诗没有用一个典故，把人所习见的家庭生活细节捡选入诗，而以传神的语言表达出来，是那么地质朴自然，因而成为王安石七律中的名作。
参考资料：
1、 张鸣．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158-159 2、 李梦生．宋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59-60创作背景
这首诗作于嘉祐五年（1060），当时王安石将出使辽国。王安石与他的大妹王文淑感情很深，这次隔了三年再见面，见面后马上又要分别，想起年龄老大，会少别多，无限伤怀，所以写了这首诗。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