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世家序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釐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不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恶能识乎性命哉?译文及注释
译文
自古以来,受天命的开国帝王和继承正统遵守先帝法度的国君,不只是内在的品德美好,大都也由于有外戚的帮助。夏代的兴起是因为有涂山氏之女,而夏桀的被放逐是由于末喜。殷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娀(sōng,松)氏的女子,商纣王的被杀是因为宠爱妲(dá,达)已。周代的兴起是由于有姜原及太任,而幽王的被擒是因为他和褒姒的的淫乱。所以《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基本,《诗经》以《关雎》开篇,《书经》赞美尧把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自去迎接。夫妇之间的关系,是人道之中最重大的伦常关系。礼的应用,只有婚姻最为谨慎。乐声协调四时就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长变化的统领怎能不慎重呢?人能弘扬人伦之道,可是对天命却无可奈何。确实啊,配偶的亲爱之情,国君不能从大臣那里得到,父亲也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是更卑下的人呢!夫妇欢合之后,有的不能繁育子孙;能繁育子孙了,有的又不能得到好的归宿。这难道不是天命吗?孔子很少谈天命,大概是由于很难说清吧。不能晓阴阳的变化,怎能懂得人性和天命的道理呢?
注释
①受命帝王:受命于天的帝王,这里指开国创业的君主。继体:继位。守文:遵守成法。②茂:美好。③外戚:指皇帝之母及后妃的亲族。④涂山:古国(部落)名。这里指涂山氏女。传说禹娶涂山氏之女炎妻,生启,启建立夏朝。⑤放:放逐。夏桀暴虐,宠爱末喜,商汤灭夏,桀被流放于南方。⑥娀(sōng,松):远古氏族名。这里指有娀氏之女简狄。神话传话,简狄吞燕卵有孕,生契,为商的始祖。⑦嬖:宠爱。商纣王宠爱妲己,荒淫暴虐,周武王伐纣,商军倒戈,纣自焚于鹿台。⑧姜原:周始祖后稷之母。原,或作“嫄”。大任:周文王之母。大,同“太”。⑨禽:同“擒”。西周幽王宠爱褒姒,荒淫昏乱,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幽王逃至骊山被杀,褒姒被俘。西周亡。⑩《易》:《易经》。《乾》《坤》:《易经》六十四封的头两封。乾为阳,坤为阴,乾坤象征天地,又象征君臣、父母、夫妻等。所以《乾》《坤》两封是《经》诸封的基础。(11)《诗》:《诗经》。《关雎》:《诗经》的第一篇诗。《毛诗序》认为,这首诗是赞美后妃之德的。(12)《书》:《书经》,又称《尚书》。釐降:下嫁。这句指的是,尧听说舜有贤德,就把两个女儿下嫁给他为妻。(13)《春秋》讥不亲迎:按古代婚礼规定,不论贵族平民,在迎亲时夫婿都应亲自到女家迎娶新娘。鲁隐公二年(前721),国大夫裂到鲁国为其国君迎娶鲁隐公之女。《春秋》的记载是“纪裂来逆女”。《公羊传》认为《春秋》这样记载是“讥始不亲迎也”。逆,迎接。(14)人道:社会的伦理等级关系。(15)兢兢:小心谨慎的样子。(16)调:和谐。古人认为音乐与自然和社会现象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里说“乐调而四时和”。(17)人能弘道:此语出自《论语·卫灵公》。仅,扩大:道,这里指人伦之道。(18)妃(pèi,配)匹:配偶。妃,通“配”。(19)欢合:夫妇的欢爱。(20)成:成熟,收获,引申为繁育。子姓:子孙。(21)要:求,取。终:结局,归宿。(22)幽明:阴阳。(23)恶:哪里,怎么。性命:人的性和天命。
解析
本文是《史记·外戚世家》的序。《史记》中的外戚指帝王的后妃及其亲族。作者陈述三代的得失,论证后妃对国家治乱的影响。汉代自惠帝时起,后妃、外戚专权反复造成祸乱,因此作者本文是有所指的。但行文吞吞吐吐,大概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成就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