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江南词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江南的风景多么美好，如画的风景久已熟悉。清晨日出的时候，江边盛开花朵颜色鲜红胜过火焰，碧绿的江水绿得胜过蓝草。怎能叫人不怀念江南？
江南的回忆，最能唤起追思的是杭州。月圆之时山寺之中，寻找桂子，登上郡亭躺卧其中，欣赏那钱塘江大潮。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去游玩？
江南的回忆，再来就是回忆吴宫，喝一杯吴宫的美酒春竹叶，看那吴宫的歌女双双起舞像朵朵迷人的芙蓉。迟早会再次相逢。
注释
忆江南：唐教坊曲名。作者题下自注说：“此曲亦名‘谢秋娘’，每首五句。”按《乐府诗集》：“‘忆江南’一名‘望江南’，因白氏词，后遂改名‘江南好’。”至晚唐、五代成为词牌名。这里所指的江南主要是长江下游的江浙一带。
谙（ān）：熟悉。作者年轻时曾三次到过江南。
江花：江边的花朵。一说指江中的浪花。
红胜火：颜色鲜红胜过火焰。
绿如蓝：绿得比蓝还要绿。如，用法犹“于”，有胜过的意思。蓝，蓝草，其叶可制青绿染料。
桂子：桂花。
郡亭：疑指杭州城东楼。
看潮头：钱塘江入海处，有二山南北对峙如门，水被夹束，势极凶猛，为天下名胜。
吴宫：指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的馆娃宫，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
竹叶：酒名。即竹叶青。亦泛指美酒。
吴娃：原为吴地美女名。此词泛指吴地美女。醉芙蓉：形容舞伎之美。
参考资料：
1、 龚克昌 等．白居易诗文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0 2、 谢克先.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赏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06.赏析二
第一首词中，作者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白居易用的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一幅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
这首词写江南春色，首句“江南好”，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点明江南风景之“好”，并非得之传闻，而是作者出牧杭州时的亲身体验与亲身感受。这就既落实了“好”字，又照应了“忆”字，不失为勾通一篇意脉的精彩笔墨。三、四两句对江南之“好”进行形象化的演绎，突出渲染江花、江水红绿相映的明艳色彩，给人以光彩夺目的强烈印象。其中，既有同色间的相互烘托，又有异色间的相互映衬，充分显示了作者善于着色的技巧。篇末，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
题中的“忆”字和词中的“旧曾谙”三字还说明了此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以北方春景映衬江南春景。全词以追忆的情怀，写“旧曾谙”的江南春景。而此时，作者却在洛阳。比起江南来，洛阳的春天来得晚。作者写于洛阳的《魏王堤》七绝云：“花寒懒发鸟慵啼，信马闲行到日西。何处未春先有思，柳条无力魏王堤。”在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的季节，洛阳却“花寒懒发”，只有魏王堤上的柳丝，才透出一点儿春意。
第二首词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后五字“最忆是杭州”又突出了作者最喜爱的一个江南城市。如果说第一首词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图，那么，第二首词便像一幅杭州之秋的画作了。
第三首词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它在写法上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的。前两首词虽然也写到人，但主要还是写景。第三首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苏州的歌舞伎和词人自己。从整体上看，意境的变化使连章体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
吴酒一杯春竹叶一句，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唐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作者不是纵情声色的人，他欣赏的是吴娃的歌舞，希望能重睹演出，因而回到洛阳后说：“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词，从今时忆往日，从洛阳忆苏杭。今、昔、南、北、时间、空间的跨度都很大。每一首的头两句，都抚今追昔，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每一首的中间两句，都以无限深情，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结句呢？则又回到今天，希冀那些美好的记忆有一天能够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因此，整个组词不过寥寥数十字，却从许多层次上吸引读者进入角色，想象主人公今昔南北所经历的各种情境，体验主人公今昔南北所展现的各种精神活动，从而获得寻味无穷的审美享受。
这三首词，每首自具首尾，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各首之间，又前后照应，脉络贯通，构成有机的整体大“联章”诗词中，显示出作者谋篇布局的高超艺术技巧。
参考资料：
1、 谢克先.白居易《忆江南》三首赏析[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06. 2、 唐圭璋 等．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26-30赏析
这三首词既是各自独立成篇又是互为联系的，必须把它们放在一起来分析。
第一首摄取一年之春的江南景色，写得生机盎然，色彩艳丽。“日出江花红胜火”一句刻画在初日映照下的江畔春花，红得胜过火焰。表现出春天花卉的生机勃勃之态，使人感到江南春色浓艳、热烈之美。次句说“春来江水绿如蓝”。春水荡漾，碧波千里，诗人更夸张地形容它比蓝草还要绿，这深浓的碧绿色，与上句日映江花的火红色相映发，便觉更加绚丽夺目。诗人敷彩设色，用色彩明艳的辞藻，很好地显示出江南春色的迷人之态，像作者这样长期居住在苏杭的人自然是“能不忆江南！”即便素未到过江南的人也会急欲一睹为快。
如果说第一首是对江南春色的客观的把握，总体的描绘，来表明“江南好”，那么第二、三首便是通过突出描绘苏、杭这两个被人喻为可同天堂媲美的地方来验证“江南好”了。古神话中有月中桂树的传说。《南部新书》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可见这寺中月桂的说法不过是寺僧自神其说而已。但是，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作品运用这一传说，意在表达杭州的非同凡俗。同时“山寺月中寻桂子”也表现了诗人浪漫的想像，我们眼前仿佛现出怒放的丹桂，闻到桂子浓郁的芳香。次句“郡亭枕上看潮头”则描绘了杭州浙江入海的奇观。诗人通过对当年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两个代表性的生活画面的描写，仅用两句话就足以使人想见杭州之多彩多姿。
最后一首是描绘苏州之美。苏州有当年吴王夫差为美人西施修建的馆娃宫等风景名胜古迹，有名叫“竹叶春”的美酒佳酿，苏州的女子也更美丽多姿，能歌善舞，她们的舞姿，令人联想到那在风中沉醉的荷花。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令人无比神往。
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和女性之美，每首都以“江南好”开篇，而以直接深情之句作结，艺术概括力强，意境奇妙，使人读其词而直欲奔向江南实地观览一番。
创作背景
刘禹锡曾作《忆江南》词数首，是和白居易唱和的，所以他在小序中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此词在公元837年（唐文宗开成二年）初夏作于洛阳，由此可以推断出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开成二年初夏。
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