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竭知尽忠而蔽障于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乃往见太卜郑詹尹曰：“余有所疑，愿因先生决之。”詹尹乃端策拂龟，曰：“君将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宁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
“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以成名乎？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宁超然高举以保真乎，将哫訾栗斯，喔咿儒儿，以事妇人乎？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
“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与波上下，偷以全吾躯乎？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宁与黄鹄比翼乎，将与鸡鹜争食乎？
“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
“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
詹尹乃释策而谢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龟策诚不能知此事。”
译文及注释
译文一
屈原（被）流放了，三年不再能见（到国王）。（他）竭尽智慧用尽忠心，却被谗言遮挡和阻隔。（他）心情烦闷思想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就前往拜见太卜郑詹尹说：“我有所疑惑，希望由先生您来决定。”詹尹就摆正蓍草拂净龟壳说：“您有什么赐教的啊？”
屈原说：“我是宁愿忠实诚恳，朴实地忠诚呢，还是迎来送往，而使自己不会穷困呢？
“是宁愿凭力气除草耕作呢，还是游说于达官贵人之中来成就名声呢？是宁愿直言不讳来使自身危殆呢，还是跟从习俗和富贵者来偷生呢？是宁愿超然脱俗来保全（自己的）纯真呢，还是阿谀逢迎战战兢兢，咿咿喔喔（语无伦次地谄言献媚）来巴结妇人呢？是宁愿廉洁正直来使自己清白呢，还是圆滑求全，像脂肪（一样滑）如熟皮（一样软），来谄媚阿谀呢？
“是宁愿昂然（自傲）如同（一匹）千里马呢，还是如同（一只）普普通通的鸭子随波逐流，偷生来保全自己的身躯呢？
“是宁愿和良马一起呢，还是跟随驽马的足迹呢？是宁愿与天鹅比翼齐飞呢，还是跟鸡鸭一起争食呢？
“这些选择哪是吉哪是凶？应该何去何从？
“（现实）世界浑浊不清：蝉翼被认为重，千钧被认为轻；黄钟被毁坏丢弃，瓦锅被认为可以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谗言献媚的人位高名显，贤能的人士默默无闻。可叹啊沉默吧，谁知道我是廉洁忠贞的呢？”
詹尹便放下蓍草辞谢道：“所谓尺有它不足的地方，寸有它的长处；物有它不足的地方，智慧有它不能明白的问题；卦有它算不到的事，神有它显不了灵的地方。您（还是）按照您自己的心，决定您自己的行为（吧）。龟壳蓍草实在无法知道这些事啊！”
译文二
屈原被流放后，三年没能再见楚怀王。他竭尽智慧效忠国家，却被谗言谤语把他和君王遮蔽阻隔。他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去见太卜郑詹尹问卜说：“我对有些事疑惑不解，希望通过您的占卜帮助我分析判断。”郑詹尹就摆正蓍草、拂去龟甲上的灰尘，问道：“先生有何见教?”
屈原说：“我宁可诚恳朴实、忠心耿耿呢，还是迎来送往、巧于逢迎而摆脱困境?宁可垦荒锄草勤劳耕作呢，还是交游权贵而沽名钓誉?宁可毫无隐讳地直言为自己招祸呢，还是顺从世俗贪图富贵而苟且偷生?宁可鹤立鸡群而保持正直操守呢，还是阿谀逢迎、强颜欢笑以侍奉那位妇人?宁可廉洁正直以保持自己的清白呢，还是圆滑诡诈、油滑适俗、趋炎附势?宁可像志行高远的千里驹呢，还是像浮游的野鸭随波逐流而保全自身?宁可与骐骥并驾齐驱呢，还是追随那劣马的足迹?宁可与天鹅比翼高飞呢，还是同鸡鸭在地上争食?上述种种，哪个是吉哪个是凶，哪个该舍弃哪个该遵从?现在的世道混浊不清：认为蝉翼是重的，千钧是轻的；黄钟大吕竟遭毁弃，瓦釜陶罐却响如雷鸣；谗佞小人嚣张跋扈，贤明之士则默默无闻。唉，沉默吧，谁人能知我廉洁忠贞的心哪!”
郑詹尹于是放下蓍草抱歉地说：“尺比寸长但也有短处，寸比尺短却也有它的长处；世间万物都有不完善的地方，人的智慧也有不明了的时候；术数有占卜不到的事情，天神也有难解之理。请您花心思实行您的主张吧，龟甲和蓍草实在不知如何破解您的疑惑!”
注释
放:放逐。
复见:指再见到楚王。
蔽障:遮蔽、阻挠。
太卜:掌管卜筮的官。
因:凭借。
端策:数计蓍草;端,数也。拂龟:拂去龟壳上的灰尘。
悃(kǔn)悃款款:诚实勤恳的样子。
送往劳来:送往迎来。劳(láo),慰劳。
大人:指达官贵人。
偷生:贪生。
超然:高超的样子。高举:远走高飞。保真:保全真实的本性。
哫訾(zú zī):以言献媚。栗斯:阿谀奉承状。栗：恭谨，恭敬。斯：语助词。喔咿儒儿(ní):强颜欢笑的样子。妇人:指楚怀王的宠姬郑袖，她与朝中重臣上官大夫等人联合排挤馋毁屈原。
突梯:圆滑的样子。滑稽(gǔ jī):一种能转注吐酒、终日不竭的酒器,后借以指应付无穷、善于迎合别人。如脂如韦:谓像油脂一样光滑,像熟牛皮一样柔软,善于应付环境。洁楹:度量屋柱,顺圆而转,形容处世的圆滑随俗。洁,借为"絜(xié)",《楚辞补注》引《文选》亦作"絜"。
昂昂: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样子。
泛泛:漂浮不定的样子。凫(fú):水鸟,即野鸭。此字下原有一"乎"字,据《楚辞补注》引一本删。
亢轭(kàng'è):并驾而行。亢,同"伉",并也;轭,车辕前端的横木。
驽(nú)马:劣马。
宁与黄鹄比翼乎：黄鹄(hú):天鹅；比：旧读bì。
鹜:鸭子。
溷(hùn混)浊:肮脏、污浊。
千钧:代表最重的东西。古制三十斤为一钧。
黄钟:古乐中十二律之一,是最响最宏大的声调。这里指声调合于黄钟律的大钟。
瓦釜:陶制的锅。这里代表鄙俗音乐。
高张:指坏人气焰嚣张,趾高气扬。
谢:辞谢,拒绝。
数:卦数。逮:及。
赏析
《卜居》是《楚辞》篇名。王逸认为屈原所作﹐朱熹从其说。近世学者多认为非屈原作﹐但也还不能作定论。篇中写屈原被放逐﹐“三年不得复见”﹐为此心烦意乱﹐不知所从﹐就前去见太卜郑詹尹﹐请他决疑。屈原先述世道不清﹑是非善恶颠倒的一连串疑问﹐然后詹尹表示对这些疑问“龟策诚不能知事”﹐只好说“用君之心﹐行君之意”。显然﹐《卜居》并非真的问卜决疑之作﹐只不过设为问答之语﹐以宣泄作者的愤世嫉俗之意而已。篇中多用譬喻﹐如“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等﹐形像鲜明﹐而且音节嘹亮﹐对比强烈﹐体现了激愤的情绪。就形式而言﹐《卜居》全篇用对问体﹐凡提八问﹐重重叠叠而错落有致﹐决无呆板凝滞之感。后世辞赋杂文中宾主问答之体﹐实即滥觞于此。
《卜居》记述了屈原对人生道路的坚定选择，显示了一位伟大志士身处黑暗世道的铮铮风骨。也许因为构成全文主体的，乃是诗人自己言论的缘故吧，后世往往又直指其作者为屈原。 即使是伟大的志士，也并非总是心境开朗的。不妨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人遭际，关联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心中反而更多不宁和骚动。其痛苦、愤懑的抒泻，也带有更深切的内涵和远为强烈的激情。 屈原正是如此。当他在《卜居》中出现的时候，已是强谏遭斥、远放汉北的“三年”以后。“忠而被谤”，能无哀愤？“既放”在外而找不到报效家国之门，能不痛苦得“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本文开篇描述他往见郑詹尹时的神思萧散之状，正告诉读者：一种怎样深切的痛苦和骚动，在折磨着这位哲人的心灵。
这痛苦和骚动的展开，便是构成全文主体的卜问之辞。篇目题为“卜居”，可见卜问的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当诗人发出“宁……将……”的两疑之问时，显然伴随着对生平遭际的庄肃回顾。因而诵读这节文字，只有联系屈原的崎岖经历，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其间的情感推涌和涨落。
“吾宁悃悃款款（勤苦忠厚貌）朴以忠乎？将送往劳来斯无穷乎？”这庄严的回顾，似于是从青年时代的修身立业开始的。思绪悠悠却又突兀而问，平静中带着自信，突兀中夹几分焦虑，表现的是一种志在兴邦，而急于有所作为的青年之思考和选择。接着的“吾宁诛锄草茅以力耕乎？将游大人（权贵）以成名乎？”则又情绪激昂起来，于自信中汩汩涌腾出一派傲气——正如屈原在《桔颂》中就骄傲表述的，他“苏世独立”、“廓其无求”，誓志靠自己的“力耕”，来实现“诛锄”天下“草茅”的壮愿，而决不愿向腐朽的权贵攀附、折腰！这便是青年屈原，在踏上楚国政坛前夕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与当时的许多纨袴子弟，为了实现个人对名位、富贵的企盼，而奔走钻营于王公大人府邸，构成了何其鲜明的对比！
到了“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句的跳出，屈原的思绪，大抵已回顾到他担任楚怀王左徒时期。当时，诗人正以“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的满腔热忱，投身于振兴楚国、改革朝政的大潮之中，同时也就与朝中的旧贵族势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卜问中由此滚滚而发的两疑之问，正成了这一冲突景象的惊心写照：一边是屈原的“竭知尽忠”，“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的“竞进贪婪”，不惜走后宫“妇人”（怀王之妃郑袖）的门路，以“哫訾栗斯”的阿谈献媚，换取权位和私利。一边是屈原“廉洁正直”，为楚之安危强谏怀王，甘冒“正言不讳以危身”之祸；一边则是贵族党人“突梯滑稽”（圆滑讨好）的巧言令色、颠倒黑白，向屈原施以中伤和谗毁。屈原的遭受迫害和被怀王暴怒“放流”，就正发生在这十数年间。当诗人回顾这一段遭际时，胸中便充塞了无量的悲愤。两疑式的发问，因此挟带着怫郁之气排奡直上，正如阵阵惊雷碾过云霾翻沸的夜天，足令狐鬼鼠魅为之震慑。两种绝然相反的处世哲学的尖锐对立，在这节铺排而出的卜问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在如此尖锐的对立中，屈原的选择是孤傲而又坚定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为国为民的献身之路，愿效“骐骥”的昂首前行和“黄鸽”的振翮高翥，而决不屑与野凫“偷生”、与鸡鹜“争食”！但这选择同时又是严峻和痛苦的，因为它从此决定了屈原永不返朝的悲剧命运。忠贞徙倚山野，邪佞弹冠相庆，楚国的航船触礁桅折，楚怀王也被诈入秦身死！处此“溷浊而不清”的世道，诗人能不扼腕啸叹？文中由此跳出了最愤懑、最奇崛的悲呼之语：“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佞的嚣张、朝政的混乱，用“蝉翼”的变轻为重、“瓦釜”的得意雷鸣喻比，真是形象得令人吃惊！全篇的卜问以此悲呼之语顿断，而后发为 “吁嗟默默兮，谁知吾之廉贞”的怆然啸叹。其势正如涌天的怒浪突然凌空崩裂，又带着巨大的余势跌落。其间该蕴蓄着这位伟大志士，卓然独立、又痛苦无诉的几多哀愤！
这就是构成《卜居》主体的卜问之辞，从形式上看，它简直就是一篇直诘神明的小《天问》。但由于《卜居》所问，均为诗人身历的现实遭际，其情感的抒泻就不像《天问》那般舒徐，而是与自身奋斗道路的选择、蒙谗遭逐的经历一起，沸涌直上、翻折而下，带有了更大的力度。其发问也不同于《天问》的一气直问，而采取了“宁……将……”的两疑方式，在对立铺排中摩奡震荡，似乎表现出某种“不知所从”、须由神明决断的表象。但由于诗人在两疑之问中寓有褒贬笔法，使每一对立的卜问，突际上都表明了诗人的选择立场。如问自身所欲坚守的立身原则，即饰以“悃悃款款”、“超然高举”、“廉洁正直”之词，无须多加探究，一股愿与慨然同风的正气，已沛然弥漫字行之间。对于群小所主的处世之道，则斥之为“偷生”、“争食”，状之为“喔咿儒儿”、“突梯滑稽”，那鄙夷不屑之情，正与辞锋锐利的嘲讽勃然同生。与对千里之驹“昂昂”风采描摹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对与波上下之凫“氾氾”丑态的勾勒——其间所透露的，不正是对贵族党人处世哲学的深深憎恶和鞭挞之情么？明睿的“郑詹尹”对此亦早已洞若观火，所以他的“释策而谢”，公然承认“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也正表达了对屈原选择的由衷钦佩和推崇。
寓诗人的选择倾向于褒贬分明的形象描摹之中，而以两疑之问发之，是《卜居》抒泻情感的最为奇崛和独特之处。正因为如此，此文所展示的屈原心灵，就并非是他对人生道路、处世哲学上的真正疑惑，而恰是他在世道溷浊、是非颠倒中，志士风骨之铮铮挺峙。《卜居》所展示的人生道路的严峻选择，不只屈原面对过，后世的无数志士仁人千年来都曾面对过。即使在今天，这样的选择虽然随时代的变化而改换了内容，但它所体现的不坠时俗、不沉于物欲的伟大精神，却历久而弥新，依然富于鼓舞和感染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一读《卜居》无疑会有很大的人生启迪：它将引导人们摆脱卑琐和庸俗，而气宇轩昂地走向人生的壮奇和崇高。
简析
这篇文章记述了屈原的一件逸事，屈原被放逐三年之后，往见太卜郑詹尹问卜。无论它的作者是谁，这篇文章都是很有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在先秦的典籍里，没有关于屈原的资料，最早为他立传的是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也许因为搜集资料的困难，《屈原列传》的史料并不丰赡，倒是太史公与屈原的遭遇颇多相似，故借屈原的遭遇抒发自己的忧愤与怨怒，因此抒情胜于记事。屈原问卜未必实有其事，但屈原对自己的人生遭遇与做人处事的原则的反思却是非常真实的。屈原连设八问，以“宁”“将”两疑方式问卜，给人以不知所从的印象。其实，诗人的设问，与其说是他对人生道路和处世原则的困惑，倒不如说是他对黑白颠倒、清浊混淆的现实的震惊和愤慨。在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中，愈显出屈原廉洁正直、心性高洁的品格与坚持操守、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对屈原的研究，此文至少可供参考。
全文以屈原问卜开篇，以詹尹“释策而谢”的答语收结，中间以连珠式的对立设问的语句贯穿，文采斐然，往复盘旋，八对设问，一一贯之。虽铺陈夸饰，句式整齐，却不板不散，亦无重复之嫌。气势充沛，感情强烈，体现了大诗人特有的气质。而且，这种体式，对汉赋“设为问答，以显己意”，颇具启发意义，或谓之汉赋之先声亦无不可。
作者简介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出身，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举攻破楚国首都郢都。忧国忧民的屈原在长沙附近汩罗江怀石自杀，端午节据说就是他的忌日。他写下许多不朽诗篇，成为中国古代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者，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新的诗歌体裁楚辞。他创造的“楚辞”文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与《诗经》并称“风骚”二体，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积极影响。
文学成就
著作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华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称“骚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
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理想
屈原的作品是他坚持“美政”理想，与腐朽的楚国贵族集团进行斗争的实录。他的“美政”理想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他还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的历史事迹为例，说明了不拘身分选拔人才的合理性。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限制旧贵族的种种特权。
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做个中兴之主。他明知忠贞耿直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他明知自己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危险，在“楚材晋用”的时代完全可以去别国寻求出路，但他却始终不肯离开楚国半步。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及其“可与日月争光”的人格与意志。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的作品形式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语言上采用了大量楚地方言，极富于乡土气息；其方言土语大都经过提炼，辞藻华美，传神状貌，极富于表现力。 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 乃甚或在《三百篇》（《诗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著名诗人郭沫若曾为其编剧《雷电颂》，以纪念其事迹。
作品风格
屈原的作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其主要表现是他将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了艺术的想象和神奇的意境之中。如《离骚》写他向重华陈辞之后御风而行，他先叩天宫，帝阍闭门不纳；他又下求佚女，佚女恰巧不在那里；他去向宓妃求爱，宓妃却对他无礼；他欲求简狄和二姚，又苦于没有好的媒人去通消息。这种上天入地的幻想与追求反映了屈原在现实中对理想的苦苦探求。此外如《九歌》、《天问》等还采用大量神话和历史传说为素材，其想象之大胆、丰富 ，古今罕有。
除此之外，屈原的作品还以一系列比兴手法来表情达意。如他以鲜花、香草来比喻品行高洁的君子；以臭物、萧艾比喻奸佞或变节的小人；以佩带香草来象征诗人的品德修养 。这种“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使现实中的忠奸、美丑、善恶形成鲜明对照，产生了言简意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的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更加明显。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 。“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