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源行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望夷宫里在指鹿为马，秦人多半死在长城脚下。
逃避乱世的不仅是商山四皓，也有桃花源里的种桃人家。
到此地种桃度过了多少冬春，采桃花吃桃实桃枝可作柴薪。
子孙在这里生活与世隔绝，虽有父子却不分君臣。
渔郎荡着船不知远近，在桃花深处相见吃惊地彼此相问。
世上人怎记起古代有秦，山中人怎料到如今是晋。
听说长安又吹起战尘，春风中回首往事泪下沾巾。
虞舜一去怎能再得，天下纷纷又历遭多次似秦末之战祸。
注释
行（xíng）：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又称“歌行”。
望夷宫：秦国宫名．秦相赵高在此杀秦二世胡亥。鹿为马：史载赵高欲作乱．恐群臣不听，乃指鹿为马，凡言鹿者皆被杀。后以“指鹿为马”比喻有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里用来概指秦国政治的黑暗。
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防御匈奴南侵，乃修筑长城。由于工程浩大．环境艰苦，死了不少人。这里用来指代秦国繁重的劳役。
避时：逃避乱世。
商山翁：指秦末汉初隐居于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的东园公、用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四老人．史称“商山四皓”。
桃源：代指桃花源。
经几春：度过了多少冬春。
薪：柴火。
渔郎”二句：本自《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桃源中人“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诸语。漾舟，泛舟。
世上：指渔人。山中．指桃源中人。
长安：西汉的首都，这里泛指中原故国。吹战尘：指发生战乱。西晋先是有“八王之乱”。随后是外族人侵．终至灭亡。
重华：即舜，名重华，为传说中上古时代的贤君。宁：岂。
参考资料：
1、 高克勤选注．王安石诗词文选注：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08：第23页 2、 高克勤 等．王安石及其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22页-第23页 3、 马秀娟译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王安石诗文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05：第18页赏析
头四句作者全翻新陶诗开篇，点明了陶花源的来历。陶诗“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列举两件事：一是指鹿为马胡亥，二是修筑长城害民伤财。说明秦政昏暗朝纲乱，民心尽失，并独创“种桃者”，有桃源避世追求和平之意。
“此来”四句写桃源与世隔绝，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诗中“种桃经几春”、“采花食果枝为薪”说明桃源中人不论沧桑之变，远离尘嚣，超凡脱俗，过着淳朴自然的生活，情趣无穷。使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独创“虽有父子无君臣”之句，虽源于陶诗“秋熟靡王税”，但言出了桃源世界天高皇帝远，虽有血缘亲情，但没有封建等级制度，人人自由平等。
“渔郎”四句概括《桃花源记》故事的主要内容以及渔人与桃源人的交流和叹。渔人荡舟迷航人桃源，彼此相为惊叹。“惊相问”“山中岂料今为晋”则出于《桃花源记》中“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不知秦汉，无论魏晋”诸语的缩写。“世上那知古有秦”是说世人不入桃源，故难知道暴秦无道的具体情况。此句并说明桃源中人自秦就隐居于此，在此居住了汉、魏、晋多个朝代不受王化，不管人世沧桑之变。
最后四句作者借桃源人之口对天下战乱不息、朝代替换的感慨。经过秦末大乱的桃源人，听得如醉如痴，因而回首往事有同感于战乱之苦，悲泪泣下而沾巾，感叹像尧舜一样贤明的君主已不复出现了，桃源人只经过一次秦末之乱已不堪其苦，哪知天下改朝换代，历遭多次似秦末之战祸，沧桑之变故的残酷现实。真是可叹可悲！此四句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乱世的厌恶与对和平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
本篇故事新咏诗，与晋唐朝诗风格调有异，一是重整体脉络而不作具体描绘，二是叙述以议论出，语意出新取胜，虽诗晚出，然极富新意，体现了宋诗的特色。北宋王安石作《桃源行》，则自创新格，以议论为特点，浓缩陶渊明诗意，精炼词句，独造名句，运思谋篇上胜过了前人。
参考资料：
1、 傅德岷，李元强，卢晋主编．宋诗鉴赏辞典：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07：第125页 2、 傅德岷，李元强，卢晋主编．宋诗三百首鉴赏辞典：长江出版社，2008.7：第106页创作背景
王安石此作是在陶潜所作基础上又有所发挥，他作为一个政治家。不再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理想的境界，而更着眼于现实的残酷，久乱难治。王安石的《桃源行》就是利用这个传统题材加以发挥，凭着自己的想象，作了一番再创造。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