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雨打新荷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
海榴初绽，朵朵簇红罗。
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
骤雨过，珍珠乱撒，打遍新荷。
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
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
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
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绿叶繁茂一片浓阴，池塘中布满水阁，这里最凉快。石榴花刚开，妖娆艳丽散发扑鼻的香气。老燕携带着小燕，叽叽地说着话，高高的柳枝上有蝉鸣相和。骤雨刹时飞来，像珍珠一般乱洒，打遍池塘里一片片新荷。
人生能有多长时间，想想那良辰美景，好像刚刚做了一场梦一样。命运的好坏是由前生而定的，何必要自己苦苦操劳呢。邀请宾客朋友玩赏，喝酒唱歌，暂且喝个酩酊大醉，任凭它日月轮转，来往像穿梭。
注释
海榴：即石榴。
撒：撒落。
几：几许，此处指多长时间。
穷通前定：意为失意得意命运的好坏由前生而定。
命友：邀请朋友。
芳尊：美酒。尊，即樽，酒杯。
赏析一
上片写盛夏纳凉，流连光景的赏心乐事，主写景。看作者铺叙的层次，可说是渐入佳境：作者先用大笔着色，铺写出池塘水阁的一片绿荫，并以“偏趁凉多”四字，轻轻点出夏令。然后，在此万绿丛中，点染上朵朵鲜红如罗的石榴花，令读者顿觉其景照眼欲明，进而，写鸟语蝉鸣。而这鸟儿，专指“乳燕雏莺”，是在春天诞生、此时刚刚孵出的新雏，其声稚嫩娇软而可喜。那蝉儿也是刚出虫蜕，踞高柳而长鸣，“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在这一片新生命的合唱中，池塘水阁平添生趣。到此，作者妙笔生花，在热烈、喧闹的气氛中特别叙写了一场骤雨。这雨决非煞风景，它是过路的阵雨，既给盛夏带来凉意，又替画面作了润色。骤雨持续时间不长，却刚好“打遍新荷”，引人联想到“琼珠乱撒”的景照，真是“人在画图中”。此乃曲中一段绝妙好辞，无怪“一时传播”（《雨村曲话》卷上）。
下曲即景抒怀，宣扬浅斟低唱，及时行乐的思想。主调既是低沉的，又是旷达的。在用笔上，作者一洗上片的丹青色彩，换作白描抒写。“良辰美景”句总括前文，言如此好景，应尽情欣赏，不使虚过。“穷通前定”（命运的好坏乃前世注定）是一种宿命论的说法，作者这样说，旨在“何苦用张罗”，即反对费尽心机的钻营。这种旷达的外表，仍掩饰不住作者内心的苦闷，“命友邀宾玩赏”二句，谓人生乐趣在流连光景、杯酒，这是从六朝以来，封建士大夫在无所作用之际典型的人生态度。因为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会使他们感到心惊，而沉浸在“酩酊”大醉中，庶几可以忘怀一时，取得片刻的麻醉。
应该指出，下曲表现的思想，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是并不高明的。然而在对于自然美的发现和再造上，作者却是做得相当出色和成功。数百年来读者津津乐道的，不是曲中论道之语，而是那“骤雨打新荷”的生机盎然的夏令境界，以及其中流露的浓厚的生活情趣。
此曲写法与词相近，这是因为在宋元之交，词、曲均称乐府，都是被诸管弦，传于歌筵的，所以早期的词曲分疆并不甚严。《莲子居词话》认为此曲作词调，就是这个缘故。具有词味，也可算是此曲的一个特点。
赏析二
《唐诗三百首》中，只有两首是专抒夏日好处的，一首是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一首是韦应物《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不约而同，都突出了“凉”的美感。夏日景物的色彩要比春天浓烈和热闹得多，文人却偏偏不敢去全身心地迎接，先要为自己留一块虚静的凉荫。也许这是因为在夏季的炎熇中，澄怀涤烦是娱目游心的首要前提，有“闲情”才有“逸致”。
本篇前半绘写夏日园亭的自然景色，首先也是强调“凉多”。这是从池塘水阁遍布的一片“绿叶阴浓”来呈现的，屏绝了骄阳和暑气，构筑了理想的适于憩息的清凉世界。作者写的是“阴浓”，却不忘点明“绿叶”。因为随后两句便叙出了“朵朵蹙红罗”的石榴花，红绿相映，绘出了园亭夏景的浓烈色彩。这五句的基调是静谧的，于是作者又搜索到了园中的声：“老燕携雏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燕子呢喃，蝉鸣高柳，表现了万物的安适自得，这不仅没有破坏宁和的氛围，反而更增添了夏景的恬美。在“偏趁凉多”的澄怀意境中，去进一步发现和领略夏令的美感，这是诗人高出一筹之处。
最值得称妙的是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在写景的结尾添出一场“骤雨”。雨点“似琼珠乱撒”，跳跃奔放，“打遍新荷”，历历如闻，这一切都表现出诗人对它的欣赏。这一场骤雨的洗礼推出了一番全新的景象，不同于叠床架屋的泛泛之笔，但它的别开生面，却使前时的种种美感锦上添花。“凉多”是不用说了，从“选色”的方面看，它增出了“新荷”，且使前时的池亭水阁、绿树红花在“雨过”后更为明洁、泽润；从“征声”的一面说，燕语蝉鸣可能有一时的沉默，而“骤雨打新荷”的琤琮声却不啻是一支更为动听的乐曲，且仍有愈喧愈静、以闹助恬之妙。作者以之作为“良辰美景”的充分体现，并随之接出“休放虚过”的感慨，我们是能深会其心的。
曲的下片转入抒写感慨的内容，一是人生苦短，二是穷通有命，于是得出了及时行乐的结论。这种感想本属于老生常谈，但我们并不觉陈腐可厌，正是因为它得自即景抒情，而前时的写景已作了成功的铺垫。一来是上片的景语中确实充分集中了夏日的“良辰美景”，值得不计代价地去“玩赏”、“酩酊”；二来是诗人在叙景中洋溢着一派隐逸脱俗的天趣，“何用苦张罗”，便带有蔑视奔竞、看破红尘的高士风味；三来是“骤雨打新荷”这一自然现象的变化与“两轮日月，来往如梭”的人世社会的变化同有可味之处，顺适自然，委运任化，也就有了逻辑上的联系。“人生如梦”四字算得耳熟能详了，但我们读了苏东坡“大江东去”的《念奴娇》，照样觉得震铄耳目。可见一首成功的文学作品，于自身的艺术美感之外，还往往能激起读者对人生常理的深思与共鸣。
这是作者在《小圣乐》曲调基础上的自度曲，问世后流播人口，“名姬多歌之”。笔记载赵孟頫日后在歌筵上听歌女献唱此曲，感慨作诗，有“主人自有沧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之句（见《辍耕录》）。可见此曲对散曲的初创及扩大影响，起了不小的作用。早期文人的自度散曲本质是词，亦以词法为之；不同于晚期宋词的是它配上了北曲的宫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宋赵彦肃以句字配协律吕，遂有曲谱。至元代，如《骤雨打新荷》之类，则愈出愈新”，便指出了这一特点。言下也有视此曲为散曲开山之祖的含意。
创作背景
此篇作于元初，正是作者失意落拓之时，所以曲子在下半阙抒发了作者深深的苦闷。作者简介
元好问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北魏鲜卑族拓跋氏，元好问过继叔父元格；七岁能诗，十四岁从学郝天挺，六载而业成；兴定五年（1221）进士，不就选；正大元年（1224 ），中博学宏词科，授儒林郎，充国史院编修，历镇平、南阳、内乡县令。八年（1231）秋，受诏入都，除尚书省掾、左司都事，转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宪宗七年卒于获鹿寓舍；工诗文，在金元之际颇负重望；诗词风格沉郁，并多伤时感事之作。其《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作有《遗山集》又名《遗山先生文集》，编有《中州集》。
轶事典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足见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的重视与肯定，而“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显示了他对自己诗才的极为自信。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遗山（今山西定襄县城东北）读过书，因此自号遗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聪明过人，四岁读书，八岁就能作诗，十四岁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数年间精通百家，并具备了较高的文学修养。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
元好问的文学成就以诗歌创作最为突出，并以“丧乱诗”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这些诗是在金朝灭亡前后写出的，主要有《歧阳》三首、《壬辰十二月车驾车狩后即事》五首、《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续小娘歌》十首等。这些诗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国破家亡的现实，具有诗史的意义。元好问的“丧乱诗”就艺术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挚性来说，是杜甫以后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样对国家的复兴还抱有希望，他是既绝望而又不甘心，郁结的感情爆发为悲歌，感染力是很强烈的，并且这些“丧乱诗”又掀起了杜甫之后的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阳》之二：“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卧满累囚，过去旃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笔笔皆为血泪，字字饱含悲愤。正如清代大文学家史学家赵翼在《题遗山诗》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才造就了这些旷世之作。
当然，元好问还有为数不少的写景诗，这类诗的总体风格是豪壮、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游黄华山》：“湍声汹汹转绝壑，雪气凛凛随阴风。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击散飞雹，日脚倒射垂长虹。骊珠百斛供一泻，海藏翻倒愁龙公。”诗人以大气磅礴、力度千钧的笔势，写出了黄华山瀑布的奇观，给人以雄壮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问在晚期还写有一些题画诗，这类诗短小精炼、意境深远，往往是借题发挥，耐人品味，充分地衬托了画作的内涵。比如《秋江晓发图》：“百转羊肠挽不前，旃车辘辘共流年。画图羡杀扁舟好，万里清江万里天。”由诗中可以看出，画的内容是秋江无际、扁舟晓发，但诗人只把这种画面作为引子，而把道路艰难、世路艰难作为咏叹的真正对象，使得画图的意境和内涵都扩展了许多。
元好问留存下来的词有384首，称为《遗山乐府》。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爱他的词，如翁方纲认为元好问的词比陆游的词还高秀；刘熙载称元好问的词是“集两宋之大成”，兼备豪放和婉约两种风格；近代学人郭象升在《古文学家别集类案》中评价元好问：“遗山笔力奇伟，吸纳万流，遗集四十卷，与《金史》相为表里。”应当说，这些评价虽有拔高之嫌，却也说明元好问的词的确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填词，到晚年也没有放弃。就风格而言，以金朝灭亡为界，前期清雄豪放，后期苍凉深郁。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就写下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诗论三十首》，《诗论》几乎概括了汉朝以来的各种是个风格与重要诗人，所有的点评都浓缩在七言诗句之中，不仅点评准确而且文采斐然， “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那一年，他才二十八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以及喜爱他的人，大众知之甚少。在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一代文坛领袖，正如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罢了。
构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问由于显著的文学成就，在金元文学史上占有举中轻重的地位。其实，元好问的诗，不只是文学性的，而且是史诗；他更是精于史学，在作为一个文人的同时对《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金朝，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称于史的王朝。而元好问所处的时代，是元灭金，北方各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交错移植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元好问所撰的《中州集》、《壬辰杂编》、《续夷坚志》及《元遗山先生文集》等诸多论述，都寓史于文，对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兴定年间（1217-1221年），元好问在文坛上已渐露头角，与此同时，元好问也已涉足史学，“长大来与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闻谈周、汉都邑及蓝田、杜间风物，则喜色津津然动于颜间”。更是“览山川之胜概，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乎不负古人者”。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问与其他一些官员被蒙古军羁管于聊城（今山东聊城）后，他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将金末的史实记下来。在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终于，他下定决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积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上百万字，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他又抱着“以诗存史”的目的，编辑成了《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给中国文学史填补了空白。《金史?艺文传》就是以它为蓝本写成的，后来的《全金诗》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同时，《中州集》也为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元好问一向尊重史实，不阿时俗，秉笔直书，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称“多本其所著”。元好问的这种国亡修史的作法，也多为后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而，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颓败之间，只剩下遗忘。
且莫独罪元遗山
这是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为什么学生要为这位身为金元文坛领袖的老师作诗辩解呢？此诗又所为何事而辩呢？这就不能不提起历史上关乎元好问名节的争论了。这个争论主要有三个焦点分别是：“崔立碑事”、举荐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这种说法我觉得可信度并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刘祁一人之言很难能够造成世人对于“崔丽碑事”的讨论；而是并无确切的史料证实这种说法，我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这样的：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国皇帝弃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说我认为元好问的的确确是参与了，但同时也像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说的那样，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 并且对于此事，郝经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第二个争论的焦点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认为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对此事的评价是十分有道理的：“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后便是那饱受争议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前朝旧臣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趋势逢迎。但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有人认为这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但我更多的倾向于元好问的感情变化占了主导地位，当然，情感的变化并不等于变节！金朝时，元好问当过中央和地方官，都尽心竭诚，兢兢业业，关心国家兴亡，关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声誉非常高。当他罢职镇平县令，时元宵佳节，百姓老老少少对他恋恋不会，敬酒惜别。他做官立志为民，气节同样为百姓而立。从他做官的经历以及他文坛上奖掖后进重视和保护人才等几方面来看，金灭入元将三十载，那些出仕蒙古国的汉族世侯如张柔、严实等能够兴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贤王忽必烈能够重视儒学、大兴学校，实行较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忽必烈击灭云南地方势力，取消它的半独立状态、恢复汉唐旧疆……种种的变化也都在元好问的内心催生着改变：在他的《刘时举节制云南》七律诗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称蒙古国为“汉家”：“云南山高去天尺，汉家弦声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极”。渐渐地，元好问开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国的一个臣民一样，开始接受这个不同于腐败和混乱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虽改，而元好问心中为苍生而立的气节未曾改变！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