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孟尝君传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像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哪里能说是得到了贤士！如果不是这样，（孟尝君）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齐国）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在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注释
选自《临川先生文集》，《孟尝君传》指司马迁《史记·孟尝君列传》。
称：称颂，赞扬。
孟尝君：姓田名文，战国时齐国公子（贵族），封于薛地（今山东省滕县东南）。
士：士人，指品德好、有学识或有技艺的人。
归：投奔，投靠。
卒，终于，最终。
赖：依仗，依靠。
其：指门下士。
特：只，仅，不过。
鸡鸣狗盗：孟尝君曾在秦国为秦昭王所囚，有被杀的危险。他的食客中有个能为狗盗的人，就在夜里装成狗混入秦宫，偷得狐白裘，用来贿赂昭王宠妃，孟尝君得以被放走。可是他逃至函谷关时，正值半夜，关门紧闭，按规定要鸡鸣以后才能开关放人出去，而追兵将到。于是他的食客中会学鸡叫的人就装鸡叫，结果群鸡相应，终于及时赚开城门，逃回齐国。后成为孟尝君能得士的美谈。
雄：长、首领。
耳：罢了。
擅：拥有。
宜：应该
南面：指居于君主之位。君王坐位面向南，故云。
制：制服。
夫：发语词。
参考资料：
1、 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语文（九年级上） 2、 陈振鹏．古文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300—1302页 3、 吕晴飞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1月：第1081—1082页相关评论
好评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土，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为一立，开门见山提出议论的中心问题，即孟尝君能不能得士?“嗟呼!孟尝君特鸡呜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为一劈，陡然一转，否定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提出了作者对孟尝君的评价，即孟尝君仅仅是个“鸡鸣狗盗之雄”，实在劈得精巧，劈得有力。“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为一驳，驳“孟尝君能得士”，驳孟尝君“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紧扣主旨，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十分有力地证明，孟尝君是不能得士的。“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为一断，断“士以故归之”，断然肯定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劈，一驳，一断，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
王安石非常反对华而不实的文风，反对过于雕镂的文辞，主张“意惟求多，字惟求少”。他给祖择之书云：“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已。”《读〈孟尝君传〉》这一篇论说文，谋篇布局严谨自然，遣词造句也极其简练，文简意深，完全符合其“要之以适用为本”的行文用词原则。
孟尝君自秦国逃归齐国，《史记·孟尝君列传》有较详细生动的描述，是历史上一个情节曲折令人爱读的故事。但是，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中，没有引用孟尝君自秦逃归齐国故事中的任何情节，而是抓住最本质的内容，从“鸡鸣狗盗”成语着笔，这样，就省去了许多笔墨。“鸡鸣狗盗”这一成语，在文中共用了三次。第一次“特鸡鸣狗盗之雄耳”，是为破“孟尝君能得士”而用；第二次“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是为破“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而用；第三次“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是为破“士以故归之”而用。三次所用，各在其位，各有其非用不可的重要作用，所以，读来并不使人感到重复累赘，反觉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津津有味。可见王安石用词的精妙真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全文不满百字，被历代文论家评为“千秋绝调”，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
“鸡鸣狗盗之徒”不算“士”，王子野同志和笔者的意见一致，因而不再赘论。问题是“冯驩之类的人物”算不算“士”。根据《战国策》和《史记》的记载，冯驩（又作冯煖、冯谖）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他“矫诏以债赐诸民”，为孟尝君“市义”，使孟尝君罢相回薛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他替孟尝君经营“三窟”，使孟尝君重返相位，而且“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但也仅此而已。孟尝君为相数十年，在治国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绩呢？冯驩作为孟尝君的主要谋士，在治国安民方面给孟尝君出了多少主意呢？除了“以债赐诸民”在客观上减轻了薛地人民的负担外，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而且“市义”也好，“三窟”也好，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而是为了巩固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至于三次弹唱“长铗归来乎?”更不是为了富国强民，而只是为了冯驩自己生活上的满足。——正是根据冯驩的所作所为，王安石把“冯驩之类”逐出了“士”的范畴，而归之于“鸡鸣狗盗之徒”。在王安石看来，冯驩和“鸡鸣狗盗之徒”是同类，他们之间的差别，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而已。当孟尝君满足了冯驩“食鱼”“乘车”的要求后，冯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孟尝君客我!”——这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吗？
《读〈孟尝君传〉》指出：“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可见，王安石所说的“士”，不是仅仅“为知己死”的人，而是指目光远大、为国为民的人。在王安石心目中，能为国立功、为民谋利的人才算“士”，而为自己或为某一个人谋利的人并不算“士”。这从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看出。他说：“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可见，王安石所谓“士”，是像他那样能为国兴利、膏泽百姓的人。在王安石看来，单纯为主子的个人安危荣誉出谋划策奔波效劳的人，如冯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因此，他不必“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史实，便合乎逻辑地否定了孟尝君善养士的说法。
总之，《读〈孟尝君传〉》不愧为名家名作。其立论的精当，论据的典型，论证的精辟，“足以为后世法”，值得学习借鉴。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个著名成语：鸡鸣狗盗。
差评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留下不少诗文名作，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名人的名作未必篇篇都是白璧无瑕，所以对名文不要迷信。他的这篇《读〈孟尝君传〉》就不是好作品。不管怎么吹捧它“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也不管怎么赞扬它“一波三折，严谨自然，完整统一，强劲峭拔，极有气势”，这些看法全是表面的、形式的。问题的实质是这篇翻案文章论证不稳，站不住脚。主要缺点在两方面：翻案没有事实根据，推论又不合逻辑。
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huān）、冯煖（xuān）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否则这个案是翻不掉的。这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避开它而翻案，只好想当然妄发议论：“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刘德斌对这种没有事实根据的议论不去批评反而赞扬作者不引《史记》记载“省去了许多笔墨”，抓住了“最本质的内容”。
读历史书不为习俗之见所束缚，敢于以怀疑的眼光去探索问题，这种精神是可取的。王安石这篇文章可取之处仅此而已。但是他不依据事实去翻案就大错特错了。科学的态度要求实事求是，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不值得学习。
证论问题当然离不开推论，但推论的大前提必须牢靠、稳固才行。“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得士就不要靠鸡鸣狗盗之力这个大前提是站不住的。因此“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的论据完全是主观臆断。刘德斌却认为这个断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字字警策，不容置辩”。对不合理的论断为什么不可以辩一辩呢？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名作《读〈孟尝君传〉》，言简意深，历代传诵。对此，王子野同志在《名文未必无讹》一文中提出批评。他说：“在这篇文章中王安石一点科学精神也没有。”他的理由是：“孟尝君门下食客数千，什么样的人都有，既有鸡鸣狗盗之徒，又有士，如冯驩之类的人物，这在《战国策》和《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如果要翻案就必须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以上两部书的记载。” 笔者不揣冒昧，斗胆来“翻上一翻”。
赏析二
第一句摆出待批驳的观点，说明世人对孟尝君的传统看法：“孟尝君能得士”。接着写出这一论点的两个依据：一个是“士以故归之”，这是概括地说；一个是“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这是从具体事例说。干净利落，开门见山竖起了要论驳的靶子，可谓“立”。第二句先用感叹词“嗟呼”加强语气，然后直接了当地驳斥“孟尝君能得士”的说法，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之徒的首领罢了，怎么能说他能得士呢？斩钉截铁，一下子就把“士”和“鸡鸣狗盗”之辈区别看来，开语警策，反驳有力，将“世皆称”云云一笔扫倒，此可谓“驳”。
第三句转折腾挪，加深反驳之意，用反证法提出自己对“士”的标准的看法：“士”必须是可赖以谋国制敌的能人，凭仗齐国强大的国力，得到一个“士”，就可以使齐国成为霸主，制服秦国。正因孟尝君手下无一真正的“士”，才导致要靠鸡鸣狗盗之徒来帮助孟尝君逃脱秦国，从而证明孟尝君的“士”不足以称为“士”，用事实驳斥了孟尝君能得士的表面性、片面性的看法。新意独出，直追根本，为一篇文章的旨意所在，此可谓“转”。
第四句承接上文，深入一层，运用逻辑推理解析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又驳首句所讲的“士以故归之”，下断语作结，补足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批驳。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理由：鸡鸣狗盗之徒出入其门，真正的士是不会跟孟尝君走的，这一断，如斩钉截铁，铿锵有力，不容置辩，此可谓“断”。
全篇紧紧围绕“孟尝君不能得士”的主旨，一立，一驳，一转，一断，把孟尝君能得士传统看法一笔扫到，虽转折三次但严谨自然，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
参考资料：
1、 北京市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验教材-语文（九年级上） 2、 陈振鹏．古文鉴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7月：第1300—1302页 3、 吕晴飞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1月：第1081—1082页赏析
《读〈孟尝君传〉》为中国最早的（第一篇）驳论文（议论文的一种）。本文的主旨在于“（翻案）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 这是一篇读后感。全文不足一百字，却以强劲峭拔的气势，跌宕变化的层次，雄健有力的笔调，成为我国古代有名的短篇杰作。
1、转折有力，首尾无百余字，严劲紧束，而宛转凡四五处，此笔力之绝。（《唐宋文举要》引楼迂斋语）；
2、语语转，笔笔转，千秋绝调。（同上，引沈德潜语）；
3、此文笔势峭拔，辞气横厉，寥寥短章之中，凡具四层转变，真可谓尺幅千里者矣。（同上，引李刚已语）；
4、王安石的论说文《读〈孟尝君传〉》，全篇只有四句话、八十八字。它议论脱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轩昂，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典范。一生立志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十分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治教”，要有益于社会进步。他曾说：“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又说：“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
《读〈孟尝君传〉》这篇论说文，就是为“有补于世”而作的。很明显，抨击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自然就会使读者认识到，不能像孟尝君那样，徒有“好养士”的虚名，而没有济世兴邦的才能，应该脚踏实地为振兴国家作出具体贡献。《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所以能成为“千秋绝调”，为历代文学爱好者传诵、欣赏，就是因为它文极短而气极长，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孟尝君能得士”的问题上，王安石有务出新意、发人深思的脱俗看法。
孟尝君，姓田，名文，是战国时齐国的公子，封于薛（今山东滕县南）。他与当时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都以“好养士”出名，称为“战国四公子”。孟尝君当时有食客数千，可谓宾客盈门、谋士云集了。但是，王安石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士”必须具有经邦济世的雄才大略，而那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根本不配“士”这个高贵称号的。孟尝君如果真能得“士”，也就可以“南面而制秦”，又何必赖“鸡鸣狗盗”之力而灰溜溜地从秦国逃归齐国呢?被世人赞为“孟尝君能得士”的例证“鸡鸣狗盗”故事，正是孟尝君“不能得士”的有力佐证。因此，孟尝君只不过是一个“鸡鸣狗盗之雄耳”。王安石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一反“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使人耳目一新。真是寥寥数语，曲尽其妙，淡淡几笔，气势纵横，细细玩味，有很丰富的政治内容。《读〈孟尝君传〉》作为一篇翻案性的论说文，并没有冗长的引证，长篇的议论，仅用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就完成了立论、论证、结论的全过程。
创作背景
在王安石看来，士应是大则“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足以为天下国家只用”，因此士的才干“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而不是皓首穷经，从政时“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名为读后感，实则借题发挥，以表达自己对人才的看法。
作者简介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个人恩怨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