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母亲的爱子之心是无穷无尽的，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游子过年之前能够返家。
她为我缝制棉衣的针脚密密麻麻地，家书里的字迹墨痕犹如新的一样。
一见面母亲便怜爱地说我瘦了，呼叫着我细问旅途的艰难。
母亲啊，儿子已经愧对您了，不忍诉说漂泊在外的劳累辛苦。
注释
及辰：及时，正赶上时候。这里指过年之前能够返家。
寒衣针线密：唐诗人孟郊《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低徊：迟疑徘徊，扪心自问。愧人子：有愧于自己作儿子的未能尽到孝养父母的责任，反而惹得父母为自己操心。
风尘：这里指的是旅途的劳累苦辛。
参考资料：
1、 中牟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编；冉守岭主编,关爱青少年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08,第157页 2、 许海山主编,中国历代诗词曲赋大观,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4,第282页赏析
母爱是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但古诗中表现这一题材的作品却不很多，最著名的当属孟郊的《游子吟》，说尽了天下父母爱子之心。蒋士铨这首《岁暮到家》则从另一个角度细腻地刻画了母亲的爱心，与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诗中着意表现的母子之情，并没有停留在单纯、抽象的叙写上，而是借助衣物、语言行为和心理活动等使之具体化、形象化。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母亲对儿子的爱心没有止境，儿子及时归来使母亲惊喜万分，首联上句直写母亲的爱心，下句写久别的儿子岁暮之际回家团聚时母亲的喜悦心情，一个“喜”字，包含了母亲对儿子无尽的关怀和怜爱、思念和期望，是上句的最好注脚。
“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说御寒的冬衣缝得针脚细密，问候的家信墨痕尚新。这两句诗极力突出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和思念：细细缝好御寒的冬衣，时时捎去嘘寒问暖的家信。那一针一线，一字一句中蕴涵了多少慈母的爱心。一个“密”字，道出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一个“新”字，道出了母亲心中的思念和关怀。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说一见面便心疼儿子的面容清瘦，叫着孩子问起一路上的艰辛。这里叙写母亲与儿子相见时的情景，进一步表现了母亲对儿子的怜爱：看到儿子面容清瘦，母亲心中十分怜惜，连忙把儿子叫到自己跟前，仔细询问一路上的风尘劳顿，问长问短，反反复复，不厌其烦。一“怜”一“问”，慈爱之心，跃然纸上。
“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两句写儿子心中惭愧自己没有尽到孝敬母亲的责任，不敢向母亲诉说那一路的风尘，这里通过直抒诗人的惭愧心情表达出母子之间的深情。在慈爱的母亲面前，诗人心中百感交集：一方面充满了对母亲的感激和敬爱，另一方面也感到十分内疚，由于自己出门在外未能在母亲膝下承欢尽孝，深感未尽到人子的责任，从而辜负了母亲的拳拳之心。因此，不敢诉说自己旅途的艰辛。除了惭愧之外，此处也含有担心直言远行的劳顿，会使母亲更加心疼的含义，因此“不敢叹风尘”，自然也蕴涵了“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意味。
该诗是一首表现骨肉亲情的诗作。诗中通过描述久别回家的游子与母亲相见时的情景，颂扬了母爱的深厚和伟大。
参考资料：
1、 张承编著,经典诗词品读,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09,第63页介绍
蒋士铨与袁牧、赵翼齐名，是性灵派诗人代表人物之一。这首诗前六句描写他久别回家后见到母亲时母亲的欣喜之状和无微不至关怀。最后两句写自己长年在外，不能侍奉左右，反而连累老母牵挂的愧怍之情。第七句中的“愧”（惭愧、愧怍)就是指这个。但自己长年在外奔波也是无奈之举，而且风尘仆仆，十分辛苦，本来也是可以向母亲倾诉的。但看到母亲刚才见儿子回来时的高兴劲，特别是看到母亲是那么心疼儿子因在外劳累而“清瘦”了不少，自己又怎么忍心把在外面奔波劳累的情况告诉母亲而使她更增担忧呢？所以最后一句“不敢叹风尘”就是写这种复杂的感情的。
刻画慈母形象在于前六句描写他久别回家后见到母亲时母亲的欣喜之状和无微不至关怀。而最后两句写自己长年在外，不能侍奉左右，反而连累老母牵挂的愧怍之情。慈母形象具体表现“喜”“怜”“呼”
创作背景
公元1746年（乾隆十一年），蒋士铨于年终前夕赶到家中，深感母亲对自己的关怀之情，故有此诗。可谓情真意切，语浅情浓。作者简介
蒋士铨
蒋士铨（1725—1784）清代戏曲家，文学家。字心馀、苕生，号藏园，又号清容居士，晚号定甫。铅山（今属江西）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九年辞官后主持蕺山、崇文、安定三书院讲席。精通戏曲，工诗古文，与袁枚、赵翼合称江右三大家。士铨所著《忠雅堂诗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存于稿本的未刊诗达数千首，其戏曲创作存《红雪楼九种曲》等四十九种。
成就
诗歌
蒋士铨的诗歌作品，据清嘉庆三年扬州刻本《忠雅堂全集》，存诗二千五百六十九首。他还有数千首未刊诗，存于他的稿本中。诗作题材比较广泛，其中一部分揭露社会矛盾，同情人民疾苦的诗，如《饥民叹》、《禁砂钱》、《官戒二十四首》之四《察隶役》、《乞人行四首》、《米贵倒叠前韵》，或揭露官府的搜刮钱财，或批判役吏的横行乡里，或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都有一定社会意义。他还有一些反映城乡下层社会世态风俗的诗,如《京师乐府词》等。不过蒋士铨的诗大部分为个人抒情，及吊古、纪游之作。
他写诗自称15岁学李商隐，19岁改学杜甫、韩愈，40岁兼学苏轼、黄庭坚，50岁以后“不依傍古人，而为我之诗矣”(《忠雅堂文集》卷二)。他论诗也重“性灵”，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模拟倾向，他说沈德潜、翁方纲诗论的流弊是：“后贤傍门户，摹仿优孟容。……各聚无识徒，奉教相推崇。”（《文字四首》）他主张兼师唐宋：“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寄言善学者，唐宋皆吾师。”（《辩诗》）他戒蹈袭，重性情，“文章本性情，不在面目同”(《文字四首》)。他说诗要“性灵独到删常语，比兴兼存见国风”（《怀袁叔论二首》）。但对“性灵”的理解与袁枚不同，而且他比较强调“忠孝节义之心，温柔敦厚之旨”，表现出更多的传统意识。他的诗总的来说写得笔力坚劲。王昶《蒲褐山房诗话》评论说：“诸体皆工，然古诗胜于近体，七言尤胜于五言，苍苍莽莽，不主故常。”袁枚《忠雅堂诗集序》对他极为推重：‘摇笔措意，横出锐入，凡境为之一空。“能够代表他艺术风格的有五古《远游》、《岁暮到家》，七古《开先瀑布》、《驱巫》、《万年桥觞月》、《漂母祠》、七律《润州小泊》、《梅花岭吊史阁部》、《乌江项王庙》等。
戏曲
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最早见于蒋氏家刻本《蒋氏四种》丛书中，署“红雪楼板”，后曾抽印为单行本，题为《藏园九种曲》，另外，有书坊渔古堂别为翻刻，称《藏园九种曲》。其内容包含《空谷香》、《香祖楼》、《冬青树》、《临川梦》、《一片石》、《桂林霜》、《第二碑》、《雪中人》、《四弦秋》九种。九种曲中，《一片石》、《第二碑》、《四弦秋》三种为杂剧，其余六种为传奇。又除《空谷香》、《香祖楼》两剧为现实题材外，其他八种均为历史题材。
此后，蒋士铨陆续创作了《采石矶》、《采樵图》、《庐山会》，汇编成《红雪楼十二种填词》。另据李调元《雨村曲话》谓蒋士晚年病痹，右手不能书，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种曲未刊，但不见藏本传世。梁廷□《曲话》又谓乾隆十六年，恭祝皇太后万寿，江西绅民远祝纯嘏杂剧四种，亦心馀手编，为《康衢乐》、《忉利天》、《长生箓》、《升平瑞》。
《空谷香》一剧写成于济宁至镇江舟次。正是诗人两次落第返乡途中，一股牢骚无由吐散之气、有腔抱玉献而不售之才，鼓荡于胸中，无由发泄，恰好遇到了这个题目，于是情思涌出，遂成妙文。
《冬青树》一剧写南宋灭亡的历史故事。全剧以文天祥、谢叠山以身殉国的壮烈事迹为主线，穿插唐珏等忠义志士报国义举，抨击了留梦炎之流卖国求荣的可耻行径。据史载，元军攻陷南宋京城临安后，元军统帅僧人杨琏真伽率元军发掘宋帝后陵寝，掠夺财物，弃骸骨于草莽，义士唐珏收诸陵骸骨以葬，并植冬青树以为表识。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条录其事。明卜世臣作《冬青记》传奇演其事。蒋士铨在剧中穿插《发陵》、《收骨》、《私葬》、《梦报》四□敷演其事。其自序言：“经曰：岁寒然后知松柏。若两公者，即以为冬青之树，谁曰不宜”。可知作者之意。
《临川梦》写戏曲家汤显祖故事。焦循《剧说》载汤显祖《牡丹亭》刻本传世后，有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其曲，用蝇头小楷在上面细细批阅，不到二十岁竟怨恨而终。有人持其夹批给汤显祖看，汤感慨万端，作两首五言绝句为悼。又载内江一女子，读《还魂》而悦之，径造西湖访焉，愿为才子妇。汤以年老辞，女子投水而死。蒋士铨本此诸事，而作此剧。
《一片石》和《第二碑》皆演娄妃故事。娄妃为理学家娄谅女，嫁宁王宸濠为妃，宁王谋逆，她屡次劝谏，不听，又作《题樵人图》诗云：“妇语夫兮夫转听，采樵须是担头轻。昨宵雨过苍苔滑，莫向苍苔险处行。”终不听。后宸濠叛乱被擒，妃投江而死。邦人钦慕其贤且烈，厚葬之。
《雪中人》演铁丐吴六奇将军事。吴六奇广东潮州人，早失父兄，性好饮博，遂至落拓江湖，流浪街市，行乞为生。常手不曳杖，口若衔枚，敝衣枵腹，而无寒饿之色，人皆称铁丐。后寄身邮卒，于关河形势，无不谙熟。因其时天下初定，清军由浙江入广东，地形多不熟，六奇请见主帅，备陈粤中形势，且言有义结兄弟三十人，拥众据土，粤中传檄可定。帅依其言行之，粤地悉平。由是征闽讨蜀，屡立奇功，位至通省水陆提督。蒋士铨本此作《雪中人》传奇。
《四弦秋》据白居易《琵琶行》诗而作。白居易作此诗，不过自写其沦落之意。元马致远据以作《青衫泪》，以为香水素狎此伎，于江州送别时再次相逢，践成前约。后有顾道行作《青衫记》，情节一本马剧。蒋士铨以为“命意敷词，庸劣可鄙”，乃本《琵琶行》及香山本传、宪宗时事，别填《四弦秋》院本，七日而成。时人交口称赞，以为出前剧万倍。
评论
王昶论其诗，标为“当代之首”；李调元评其曲，论为“近时第一”。高丽使臣曾以重金求其乐府诗，以夸荣于东国。近代梁启超说他是“中国词曲界之最豪者”。日本青木正儿称其为“中国戏曲史上的殿军”。今人钱仲联教授说：“蒋士铨以诗曲成就双双得到同时著名评论家的充分认识和最高评价，这在整个清文学史上恐怕不得不指为绝无仅有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