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乘船过太平洋见雨雾迷茫横贯亚洲美洲，远处水天相连浪涛好象在荡涤天地向东流去。
戊戌政变后的劫余人物不会被历史浪潮涤荡尽，今天我又怀着改革社会的雄心壮志作远游。
注释
纵横：形容雨雾迷茫，无边无际。
亘：gèn，横贯，从此端直达彼端。
二洲：指亚洲、美洲。太平洋东接美洲，西接亚洲。
浪淘天地：形容浪涛好象在荡涤天地。
却余人物：指戊戌改变后的劫余人物，包括诗人自己。
淘难尽：指维新变法的人物没有杀尽。
风雷：诗人借以比喻自己怀有改良社会的雄心壮志。远游：指诗人远游美州。
参考资料：
1、 王烈夫．元明清诗词名作注解析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10：第169页赏析
这首诗据说是在革命斗争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作者写此诗作为联络暗号用的。
诗的起句就点题，并表现出一股恢宏的气势：天宇之大，一雨能够延绵亚美二洲。也就是说，在太平洋上遇到的雨，既洒落在此去之美洲上，又洒在已离之亚洲上。此去的美洲如何，暂时按下。已离之亚洲，则令诗人浮想联翩，绾今及古，于是以“浪淘天地入东流”承接，第一二句联系紧密，结构更显紧密。而第二句把雨中的亚洲大地那种壮阔的景色展现在读者面前，诗人设想那洒在亚洲中华国土上的雨，必定激起滔天巨浪，滚滚东流，“浪陶天地”，这是何等的气魄，“入东流”，则又指明了了天地运行的真理，也预示着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定当掀起一波铺天盖地的巨浪。而这句诗又自然而然地与苏东坡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怀古》）联系起来。但诗人并不苟同于坡仙的怀古伤今，于是转出新意：“却余人物淘难尽。”“却”字关联上句，使本句意思格外突兀：自信自己虽是戊戌劫余的人物，但决不会像千古风流人物那样，瞬息即被历史之波浪长流所淘尽。但也就是这种突兀，更能将作者自己与古代的风流人物之间那种反差体现出来，于是，诗的最后一句“又挟风雷作远游”，便表示了自己壮志未泯，此番远游美洲决不消极逃遁，而是另有一种风雷大志包藏胸中。风雷本是一种自然天象，风雷大作则宇宙震颤，以往的古诗中常用以表示大有作为之意，而作者正是要借风雷这种惊天动地的现象来表明自己立志开创一番宏图伟业的决心。此句在这里，出自一个在戊戌变法中遭到惨败的重要人物之中，这种反差更震撼人心。
整首诗托雨写志，表现了作者并不因为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而退缩，胸怀远大目标，一往无前的精神。由平常的景带出不平常的情。立足于太平洋之上，遥视亚美二洲；身处政治逆境之中。而思及古今，更展望未来。境界开阔，情怀高远，有一种奔放热情溢于字里行间。
参考资料：
1、 马世一．历代绝句三百首译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05月第1版：第326页 2、 代汉林．律诗绝句精品鉴赏：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03：第491页创作背景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变法宣告失败，诗人逃往日本。第二年，即1899年，诗人往游美洲，乘船过太平洋，遇雨有怀，而写下这首七绝。
作者简介
梁启超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汉族，广东新会人，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学术成就
基本概述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朝最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赋税思想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录学贡献
1918年与张君劢至欧洲游历，各处讲学。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这个分类体系，突破了被订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该目著录西学书籍400种，西政书籍168种，1896年成书。其他目录学著作有《西书提要》、《东籍月旦》、《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读书分月课程》、《东原著书纂校书目考》、《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佛经目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汉书艺文志渚子略考释》等10余种。为学无所不窥，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积极倡导图书馆事业，1922年，发起建立“松坡图书馆”，出任馆长。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任董事部部长，并发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提出了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方向的见解。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欲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相当于中国图书古今总志，“作古今典册总汇之簿录”，惜未完成而逝。其藏书颇丰，“海棠书屋”、“饮冰室”有书44470余册，2830余种，还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笔记等。梁廷灿等人编有《饮冰室藏书目初编》，著录古籍13000余种。1929年全部移交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特辟“梁启超纪念室”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