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之际月表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缪,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锄豪杰,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奋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太史公研读关于秦楚之际的记载,说:最早发难的是陈涉,残酷暴戾地灭掉秦朝的是项羽,拨乱反正、诛除凶暴、平定天下、终于登上帝位、取得成功的是汉家。五年之间,号令变更了三次,自从有人类以来,帝王受天命的变更,还不曾有这样急促的。
当初虞舜、夏禹兴起的时候,他们积累善行和功劳的时间长达几十年,百姓都受到他们恩德的润泽,他们代行君主的政事,还要受到上天的考验,然后才即位。商汤、周武称王是由契、后稷开始讲求仁政,实行德义,经历了十几代,到周武王时,竟然没有约定就有八百诸侯到孟津相会,他们还认为时机不到。从那时以后,才放逐了夏桀,杀了殷纣王。秦国自襄公时兴起,在文公、穆公时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到献公、孝公之后,逐步侵占六国的土地。经历了一百多年以后,到了始皇帝才兼并了六国诸侯。实行德治像虞、夏、汤、武那样,使用武力像秦国这样,才能成功,统一天下是如此艰难!
秦称帝之后,忧虑过去的战争所以不断,是由于有诸侯的缘故,因此,对功臣、宗室连一尺土地都没有分封,而且毁坏有名的城池,销毁刀箭,铲除各地的豪强势力,打算保持万世帝业的安定。然而帝王的功业,兴起于民间,天下英雄豪杰互相联合,讨伐暴秦,气势超过了三代。从前秦国的那些禁令,恰好用来资助贤能的人排除创业的患难而已。因此,发奋有为而成为天下的英雄,怎么能说没有封地便不能成为帝王呢?这就是上天把帝位传给所说的大圣吧!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谁能在这乱世承受天命建立帝业呢!
注释
1.秦:
指秦二世胡亥。楚:指西楚霸王项羽。表:是《史记》创立的一种体例,它用表格的形式来表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史记》中的表一般为年表,因秦楚之际天下未定,变化很快,就采取按月记述,把当时发生的大事列为月表。
2.太史公:
司马迁自称。因司马迁曾任汉太史令,所以自称太史公。作难(nàn):作乱;造反。陈涉:名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人。他同吴广首先起兵反秦,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
3.虐戾(nüèlì):
残暴,凶狠。项氏:这里指项羽。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省宿迁县西)人。秦二世时,陈涉首先发难。项羽和叔父项梁起义兵,大破秦军,率领五国诸侯入关灭秦,分封王侯,自称“西楚霸王”。
4.践:
登上,踏上。祚(zuò):通“阼”,帝位。
5.三嬗:
三次更替。指陈涉、项氏、汉高祖、嬗(shàn),通“禅”。更替,变迁。生民以来:谓有人类以来,即有史以来。斯:这,这样。亟(jí):急切,急速。也:用在句末,表示坚决的语气。
6.洽:
融洽,悦服。摄行:代理。
7.汤:
即商汤王,名履,放逐夏桀,建立商朝。武:即周武王,姓姬,名发,西伯姬昌之子。诛杀商纣(zhòu),建立周朝。契(xiè):帝喾之子。虞舜之臣,封于商,赐姓子氏,为商朝的始祖。后稷:虞舜时农官名。弃掌管其事,因亦称弃为后稷,为周朝的始祖。孟津,地名,在今河南省孟县南,又名河阳渡。周武王伐纣,曾在这里会集八百诸侯。《书·武成》:“既戊午,师逾孟津。”放弑(shì):指商汤王放逐夏桀,周武王诛杀商纣,《孟子·梁惠王下》:“汤放桀,武王伐纣。”
8.襄公:
秦襄公,周平王东迁时始列为诸侯。章:显著,显赫。文、缪(mù):秦文公、缪公,春秋时候秦国两个国君。缪,一作“穆”。献、孝:秦献公、孝公,战国时期秦国两个国君。蚕食:像蚕吃桑叶般慢慢地吞并。并:兼并。冠带之伦:高冠大带之辈,指六国诸侯。一说,比喻习于礼教的人民,别于夷狄而言。
9.彼:
指虞、夏、商、周。此:指秦。
10.兵革不休以有诸侯:
这是一个表示前果后因的句子,意即“所以兵革不休是因为有诸侯的缘故”。以,因。堕(huī):毁坏。销:溶化;锋:刀刃。镝(dí):箭头。维:同“惟”。度量,计算。
11.闾巷:
里巷。合从(zòng):即“合纵”,谓联合各路军队。轶(yì):胜过。三代:谓夏、商、周三代。
12.乡:
通“向”。从前。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为”后省宾语“之”(代贤者)。难,谓困难。耳,而已,罢了。无土不王:这里用的是一句古语。
13.“此乃……乎?”句: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这是……吧?”疑问句。传(zhuàn):谓书籍记载。
14.“岂非……哉?”句: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难道不是……吗?”反诘句。用否定表示肯定。
15.“非……孰能……者乎?”句:
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不是……谁能……的呢?”反诘句。
简析
《秦楚之际月表》,是司马迁《史记》中的一表。“表”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的一种史书体例,是以表格的形式表现某一时期的史事、人物的。秦楚之际是指秦二世在位时期和项羽统治时期。时间虽短,但事件变化多端,所以按月来记述,称为“月表”。本文是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前面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概括了秦楚之际政治形势的特点:即陈涉发难、项羽灭秦、刘邦称帝,而这些又都是在短促的时间内发生的。文章回顾了历史上一些帝王统一天下的艰难历程,分析了秦楚之际“号令三嬗”,而汉高祖终于称帝的原因,结论有独到之处。作者简介
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不可考),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成就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