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线毯
红线毯，择茧缲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
披香殿广十丈馀，红线织成可殿铺。
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
美人蹋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
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
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
宣城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竭力。
百夫同担进宫中，线厚丝多卷不得。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
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红线毯，是南方女子经过采桑养蚕、择茧缫丝、拣丝练线、红蓝花染制等重重工序，日夜勤织而织就的。
费尽了心血和汗水染成的红线比红蓝花还要红，织成的毛毯却被铺在宫殿地上当做地毯。
披香殿广阔到足有十丈多长，这些红线毯正好与宫殿地面的大小适合而铺满。
红线毯松软的质地简直受不了任何东西来压，而幽幽的芳香、美丽的图案无人爱惜欣赏。
美人们在上面任意踩踏歌舞，她们的纤纤细足陷没于毯内，随便踏践。
太原出产的毛毯硬涩，四川织的锦花褥又太薄。
都不如这种丝毯柔软暖和，于是宣州岁岁上贡线毯。
宣州太守为表对上位者的尽心竭力，令织工翻新花样、精织勤献。
线毯线厚丝多不好卷送，费就千百劳力担抬入贡。
得享高官厚禄的宣州太守知道不知道，织就一丈毯，需费千两丝，多么劳民伤财！
地不知冷暖，劳苦人民却靠这生存啊，不要再夺走人民赖以织衣保暖的丝去织就地毯了。
注释
红线毯：一种丝织地毯。此类红线毯是宣州（今安徽省宣城市）所管织造户织贡的。据《新唐书·地理志》宣州土贡中有“丝头红毯”之目，即此篇所谓“年年十月来宣州”的“红线毯”。
缫（sāo）丝：将蚕茧抽为丝缕。
拣：挑选。练：煮缣使熟，又有选择意。
红蓝：即红蓝花，叶箭镞形，有锯齿状，夏季开放红黄色花，可以制胭脂和红色颜料。
红于蓝：染成的丝线，比红蓝花还红。
披香殿：汉代宫殿名。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曾在此轻歌曼舞。这里泛指宫廷里歌舞的处所。“披香殿”原为汉代宫殿名，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曾在此地轻歌曼舞，这里借指宫廷歌舞之地。
可殿铺：亦可作“满殿铺”解。可，适合。
不胜（shēng）：承受不起。
涩：不柔润。毳（cuì），鸟兽的细毛。
加样织：用新花样加工精织。加样，翻新花样的意思。
线厚：是说丝毯太厚。卷不得：是说不能卷起。
千两丝，不是实指，虚写所耗费蚕丝之多。
地衣：即地毯。
参考资料：
1、 严杰 编选．白居易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45-46 2、 姜洪伟．白居易诗词选．合肥：黄山书社，2008：51-52简析
《红线毯》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诗中的一首。这首诗通过宣州进贡红线毯的事，对宣州太守一类官员讨好皇帝的行为加以讽刺，又着重暴露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荒淫享乐，毫不顾惜织工的辛勤劳动而任意浪费人力物力的罪恶。从结尾两句，可以清楚看出浪费那么多的丝和劳力去织地毯，势必导致许多人穿不上衣服。作者在诗中对这种现象进行直接谴责，感情强烈。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