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岳阳楼

作者: 白居易 朝代: 唐代

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阑。
春岸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
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
此地唯堪画图障,华堂张与贵人看。

这首诗属于: 山色 湖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岳阳城下的江水水势浩大,无边无际;独上高楼倚靠着栏杆眺望。
春天,草木的绿色与远处洞庭湖的水色相接,傍晚的彩霞与湖水中的红波交相辉映,红波近处,似乎就是国都长安。
岸边山上的老猿正站在树上哭得凄惨,天上的大雁要从这浩渺无边的湖上横空飞过还有许多困难。
这个地方风景壮阔美丽,只可画成画障,挂在贵富人家的厅堂里供他们欣赏。

注释
岳阳楼:岳阳城西门楼。唐开元年间,中书令张说为岳州刺史,常与文士登此楼赋诗,自此著名。
漫漫:大水无边无际的样子。
危楼:高楼。 凭:倚、靠。
梦泽:即云梦泽,古代面积极大,包括长江南北大小湖泊无数,江北为云,江南为梦。到唐代,一般称岳阳南边的青草湖为云梦。
图障:画幅,画幛。唐人喜画山水为屏障,张挂在厅堂上。
华堂:华丽的厅堂。 张:张挂。

纠错

参考资料:

1、 张傲飞编.唐诗鉴赏辞典 宋词鉴赏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6:第350-351页

赏析

前四句中有三句都是写洞庭湖的浩渺无边。首句“漫漫”一词将洞庭湖的浩渺写得生动形象,三、四两句对洞庭湖的广阔作了进一步的描绘。诗人眺望夕阳映照下的洞庭湖景色,不由想起了国都长安,这里暗用了晋明帝(司马绍)“日远长安近”的典故。“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亦难”一句,用“猿啼”、“雁渡”抒发诗人的漂泊流离之感,与上文“近长安”相呼应。诗的最后两句说洞庭湖风景壮阔优美,可以画成图画,让那些贵人们欣赏,这样贵人们也许可以体会到猿啼雁飞、流民逐客行旅的奔波之苦,含蓄地流露出羁旅漂泊之感和对贵人们的怨愤。

诗为登楼抒怀之作。描绘登楼所见之景,抒写对京都的思念和行旅艰难的感慨。律诗中二联,常为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此诗突破常格,两联皆融合情景,境界深远。“春岸”两句,更融现景与想象于一体,为人称道。

这首诗的特点是寓情于景,在描绘优美动人的景色的同时,也透过“独”、“苦”、“难”、“唯堪”等字,向读者展示了自己的内心独白。

参考资料:

1、 张傲飞编.唐诗鉴赏辞典 宋词鉴赏辞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06:第350-351页 2、 师长泰注评.白居易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8.2:201页 3、 李月辉主编.名画唐诗佳句欣赏: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01:第64页

创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四十八岁的白居易终于结束了四个年头贬谪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的生涯,赴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他乘船沿长江逆流而上,途经岳州(今湖南岳阳)时,登上洞庭湖畔的岳阳楼,眺望那烟波浩渺、优美如画的无边春景,写下了《题岳阳楼》。

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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