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桃花
一树红桃亚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
寒地生材遗校易，贫家养女嫁常迟。
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一棵盛开的红桃花，花枝斜垂在池水上。因为旁边有茂盛的松竹遮蔽，光照少，所以开放得要晚些。
若不是倾斜的夕阳透入林中，还没办法发现这里有一棵花树，不过也只有我这样喜欢寻幽探胜的闲人，才会过来一探究竟。
可惜这棵桃花长得不是地方，就像偏僻寒门的人才容易被忽视，贫穷人家的女儿通常晚嫁，是被恶劣的环境给埋没了。
可怜鲜艳的桃花在这不见天日的地方寂寞地度过春天，快要凋零了也没有享受到春光和游人的赏识，今天机缘巧合被我发现，就折一枝花回去欣赏。
注释
亚：通“压”。
无由见：没有办法看见。
寒地生材：这里指出身寒门的人才。校：通较，比较，较为。
春深：春意浓郁。
白侍郎：白居易时为刑部侍郎。
参考资料：
1、 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187-188 2、 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93-194赏析
这首诗题为《晚桃花》，它不仅描绘了“春深欲落”的“晚开”桃花的冷清与孤寂，而且通过对桃花的怜惜和咏叹，抒发了诗人的珍爱人才之情。
首联“一树红桃桠拂池，竹遮松荫晚开时”，先勾画桃花灼灼盛开、绰约动人的形象，以及它的清幽的生活环境。满树桃花，红艳似火，它的枝桠伸向池塘的水面，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摇曳，翠竹掩映，青松遮盖，它虽然远离百花又开放得较晚，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次联“非因斜日无由见，不是闲人岂得知”，是从首联描写转人三联议论的自然过渡。诗人感叹，这美丽的花只因偶然的机缘才被人发现，若不是斜日临照，与红花相映，人们便观赏不到这“一树红桃”；若不是作者自己是一个投闲置散的人，就不会知道在这“竹遮松荫”的幽静之处，还会有艳丽动人的桃花。
第三联“寒地生材遗较易，贫家养女嫁常迟”是诗中的警句，也是全诗的主旨所在。诗人把警策的议论和形象化的比喻结合起来，既显露出锐利的讽谕，批判的锋芒，又含蓄蕴藉，发人深思。因为生长在贫寒的地方，便容易受到冷落和轻视，花木是这样，人亦如此。作者用贫家女儿的迟嫁，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生动譬比，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识别人才和选拔人才的问题。不应因为家世贫寒，便弃而不用，选拔人才应当唯贤是举，广为搜罗，这正是诗人要抒写的真正思想。
末联“春深欲落谁怜惜，白侍郎来折一枝”便紧紧承接着第三联的议论和慨叹，写出了诗人对桃花的怜惜与珍爱。他独具慧眼，折取一枝，这种与众不同的惜花之情，正反映出诗人对人才问题不同流俗的见解。
这首诗借景言情，情因景生。正是晚放的“一树红桃”触发了诗人的创作机缘，才使他生发出那么深长的联想与感慨。前人论白居易之诗时说：“善言情者，吞吐深浅，欲露还藏，便觉此衷无限。”（陆时雍《诗镜总论》）白居易的诗雅俗共赏，富有情味，他所运用的语言大都浅显平易，接近口语，但又十分注意语言的加工和提炼，以便使通俗的字句，表达出深厚的情致。这首诗中的“一树红桃桠拂池”、“贫家养女嫁常迟”等诗句，既自然流出，不觉晦涩，又不同于生活中的口语，显然经过了诗人的选择、提炼和艺术加工。
参考资料：
1、 吉林大学中文系．唐诗鉴赏大典（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193-194 2、 谢思炜．白居易诗选：中华书局，2005：187-188创作背景
这首诗是作者于唐宣宗大和三年（829年）在长安作，是由桃花晚放连想到寒士易弃深深感叹之作。作者简介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个人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语言优美、通俗、音调和谐，形象鲜明、政治讽喻。